近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4月份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等宏觀經濟數據，結合一季度經濟運行數據來看，宏觀經濟依然呈現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的運行態勢。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9%，比去年同期、去年四季度與去年全年分別加快了0.2個、0.1個、0.2個百分點。
一季度經濟數據被稱為國民經濟的“晴雨表”“風向標”，因為它有很強的指示性含義。今年一季度的數據就更加受到重視，因為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走勢與“十二五”時期以來一直單邊下行的軌跡不太一致。市場與宏觀管理層都需要通過一季度的經濟數據來判斷中國經濟運行是否已經“筑底”，“拐點”是否已經出現。
從多項先行指標及政策動向看，許多機構在數據公布之前就認為中國經濟2017年一季度有望獲得良好開局。而從公布的數據看，我國經濟不僅延續了穩中有進的發展勢頭，而且出現了更多積極變化。數據顯示，1—3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7043億元，同比增長28.3%，仍處于歷史高點。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8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從結構看，3月份，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增利潤中，采礦業、原材料制造業比重下降，消費品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比重上升。從利潤率看，3月份，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6.47%，同比提高0.49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稱，主要有三個因素支撐了一季度經濟增速的回升：一是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支撐力提升；二是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三是出口貢獻由負轉正。總的來看，一季度經濟增速回升更多的是受生產、投資因素的支撐，也是“十二五”時期以來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的累積效應。它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動能仍然具有向上的彈性。
“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經濟體經歷了高速增長后，在新常態下都會出現經濟減速換擋的過程。以日本和韓國為例，日本、韓國的拐點分別發生在1969年前后與1988年前后。以這兩個年份為界，兩國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增長率均由10%回落到6%—7%，甚至更低水平。以此做比較，我國“十二五”時期以來增長率的轉換相對平穩(優于日本，與韓國大致相當)，并未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更未出現“懸崖式”下墜的情況。
雖然一季度的數據顯現出經濟的反彈態勢，但從大周期來看，中國經濟下行的長期趨勢并沒有改變，也難以改變。資源約束決定了中國經濟難以繼續靠資源的大量投入來追求高增長，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客觀經濟規律。即使我國能夠依靠技術進步和管理提升來有效集約地利用資源，資源約束仍然決定了不可能再繼續保持之前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因此，對中國經濟而言，最優的增長路徑是盡量延長每一個增長率的平臺時期，比如延長目前6.5%左右增長率的時間。“十三五”規劃提出：今后五年經濟平穩較快發展，GDP年均增長6.5%。以“十二五”期間的實際增長看，中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的確在增強。數據顯示，經濟增速在季度之間波動性非常小，表明整個經濟增長越來越平穩，主要經濟指標的變化都基本保持在這個階段的合理區間內，尤其是就業，每年城鎮新增就業都超過1300萬。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有充足的條件保持平穩可持續增長。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同步、協調發展的空間還很大。經過近4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積累了非常雄厚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也越來越豐富。隨著人才紅利和改革紅利將源源不斷地釋放，中國經濟從中長期來看發展潛力巨大。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7年發展預期目標是：GDP增長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一季度經濟的良好開局給完成全年6.5%的經濟增長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超預期后，當前實體經濟增速有溫和放緩之勢。作為先行指數之一，4月份的PMI為51.2%，低于3月0.6個百分點。此外，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5%，比3月放緩1.1個百分點；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10.7%，不及10.9%的預期和前值；1—4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回落至8.9%，比1—3月低0.3個百分點，其中1—4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6.9%，比1—3月份低0.8個百分點；4月進出口增速雙雙大幅回落，出口同比增長8%，3月份增長16.4%，進口同比增長11.9%，3月份增長20.3%。正如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一季度經濟運行穩中向好、實現良好開局，增長和效益回升，但當前經濟向好有周期性等因素，經濟結構調整任重道遠，面臨不少挑戰，必須堅持用新常態的大邏輯研判經濟形勢，堅定不移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一，持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轉換的過程。“十三五”時期以來，我國經濟延續了“十二五”時期以來的發展態勢，結構不斷調整優化、轉型升級持續推進。從產業經濟來看，一是服務業增長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支撐；二是裝備制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撐作用明顯；三是新動能不斷積聚，促進了提質增效，一系列高技術、高附加值、符合轉型升級趨勢的新產業新產品迅速增長，已經逐步成為引領產業發展的新引擎。
動態地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既是前期結構調整的結果，又是未來經濟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十三五”時期，要繼續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積蓄新動能。《“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圍繞結構深度調整、振興實體經濟，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構建創新能力強、品質服務優、協作緊密、環境友好的現代產業新體系。我國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的轉型升級趨勢將會加快，且轉型升級呈現信息化、服務化的特征。一是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深入實施，我國企業將依托“互聯網+”行動計劃，以提高創新能力和基礎能力為重點，推進信息技術與產業技術的深度融合，向著產業高端、智能、綠色、服務的方向發展，產生產業新的競爭新優勢，從而在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方面實現全面轉型升級。我國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從“工業2.0”向“工業3.0”的升級，并奠定走向“工業4.0”的重要基礎。二是產業結構從重化工業主導轉為生產性服務業主導。預計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格局，這是工業化中后期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標志。但從結構看，以研發為重點的生產性服務業比重還太低，已成為制約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因素。“十三五”期間要重點推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努力使生產性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從15%提高到30%—40%。
第二，繼續大力降低稅費水平。
近年來，在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我國企業的經營成本卻迅速上升。有關調查顯示，稅費負擔較重成為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從主要稅種來看，中國涉及企業稅費目錄超過10種，其中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3種占比較大。近幾年，國家推行了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包括“營改增”，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2016年累計為企業減輕負擔接近1萬億元，“營改增”一項改革就降低企業負擔5000億元。但目前企業成本總體來講還是比較高，削減稅費仍有空間。
因此，下一步還要繼續大力降低稅費，推進稅收改革和收費機制完善，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短期來看，應該積極采取的措施是：首先，通過稅收制度改革實現減稅，盡快將“營改增”推廣和落實到建筑業、房地產、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其次，推進稅制結構改革和稅率優化，力爭近期普遍降低各類實體企業增值稅稅率。再次，出臺更多針對特定行業稅收優惠政策，實施精準降稅措施，加大對新興戰略產業、出口競爭優勢下降過快的特定類型制造業企業以及消費領域的減稅力度。特別是要針對“三農”以及小微企業，進一步擴大稅收優惠政策面。落實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等國家稅收優惠政策。最后，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設計。值得關注的是，4月1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出進一步減稅措施，持續推動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后勁。李克強總理表示，要用政府的“痛”來換企業的“順”，讓企業輕裝上陣，提高競爭力。
第三，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今年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余額預期增長均為12%左右。實際上，“十二五”時期以來，在經濟下行探底的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已經逐漸調整為穩健中性。這是因為此輪經濟下行是經濟長周期使然，而非只是短期波動造成的。因此，服務于調節短期波動的貨幣政策不適宜于在此逆周期強力運用。從客觀條件看，2009年推出“四萬億元”刺激政策之前，我國經濟各部門負債率總體偏低，較為合理。但需求政策大幅度刺激后，我國總的債務率已經攀升至230%以上，地方政府債務與非金融企業債務成為風險中心。2014年、2015年貨幣政策寬松力度有所加大，2016年全社會負債率不降反升，未來債務風險仍在積聚。因此，寬松需求管理政策僅在短期內有一定的效果，其運用的邊際效應呈遞減趨勢，而且還積累了金融風險。
國家領導人已多次表示，宏觀調控堅決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宏觀調控的政策導向從關注總量性問題轉向更加關注解決結構性問題與長期性問題。近期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已發出明確信號：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央行行長周小川最近也表示，未來貨幣政策仍將保持穩健中性，央行將繼續采用一系列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大致穩定。綜合考慮目前增長率、匯率、利率、外儲和房價等因素，都決定了在未來時期貨幣政策不宜寬松。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要切實增加對未來經濟增長放緩的容忍度。貨幣政策需要保持穩健中性，且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搭配使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保經濟平穩增長。但也須留意不要收得過緊，要增加彈性與實時性，同時預防和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作者系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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