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經濟：成長的煩惱，還是異化的前夜？

　　美團收購摩拜，高德進軍順風車，“美滴”外賣大戰，隨著共享經濟進入跨界整合期，一方面異軍突起亮點紛呈，另一方面新情況新問題不斷，甚至在消費者人身和財產安全方面拉響警報，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

（資料圖片 來源互聯網）

　　一個月前，國家發展改革委、網信辦、工信部聯合下發通知，就共享經濟健康良性發展提出十一項要求。6月20日，在中國互聯網協會主辦的“促進共享經濟市場健康發展”研討會上，與會領導、專家普遍表示，隨著平臺興起與競爭加劇，我國共享經濟在局部領域發展“過熱”，經濟社會外部負效應有所放大，加強協同治理、推動監管創新刻不容緩。但在總體上，共享經濟在我國的發育尚處于幼童階段，審慎包容的監管總基調不應發生變化。

　　從“倍加呵護” 到“恨鐵難成鋼”

　　作為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涌現的新業態新模式，共享經濟異軍突起。借助移動互聯網的高速普及與發展，我國已成為全球共享經濟的創新者和引領者。《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指出，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比上年增長47.2%。2017年我國參與共享經濟活動的人數超過7億人，比上年增加1億人左右。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兩次提到“共享經濟”，進一步強調“實行包容審慎監管”，彰顯了政府對于這一新興業態的鼓勵與支持。

　　出行和外賣，本來兩個看似平行的領域，如今短兵相接、交戰激烈。今年3月21日，美團打車登陸已拿到牌照的上海。出行帝國被蠶食的滴滴開始進行反擊。自4月1日在無錫上線以來，滴滴外賣已陸續攻入南京、泰州等城市，并計劃在今年年底前攻占9城，無錫等地接近免費的“一元”送餐服務起初贏得一邊倒的叫好，很快就出現惡意刷單頻發、外賣品質下降、消費者怨聲不斷等負面問題。外賣巨頭和打車巨頭的混戰，更是逼迫眾多商家“二選一”站隊，因此引來了地方工商部門的約談。

　　專家分析，當前，共享經濟的不規范發展至少面臨三重風險，這讓監管部門對其的態度，從起初的“倍加呵護”，快速轉向“恨鐵難成鋼”。一是資金缺乏監管帶來金融風險。用戶支付的每筆預付款、押金，雖然數額不大，但由于用戶數巨大，積沙成塔。據測算，截至2017年8月，整個共享單車行業的押金池規模已經接近100億元。在缺少監管的情況下，一旦企業利用押金進行高風險投資或盲目擴張失敗，則會出現企業資金鏈斷裂，消費者押金難以退還的問題，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二是個人信息過度收集存在巨大的濫用風險。比如摩拜等共享單車注冊時都需要用戶進行真實身份驗證，市面上還出現過一款“全能車”App，可以騎遍市面上幾乎全部的共享單車。而要實現“全能”，用戶注冊時必須填報盡可能多的個人信息。三是新型社交風險抬頭。“滴滴”司機侵害空姐案盡管只是極端個案，也暴露了平臺對于從業者資質審核不力與運營過程缺少監督的弊端。此前賺足眼球的“共享女友”項目，因涉嫌低俗，被北京三里屯派出所以“低俗活動擾亂社會治安”為由進行罰款處罰。北京的“共享睡眠倉”、上海的“共享床鋪”等都因為存在治安和消防隱患等問題被叫停。

　　呼吁監管適時出手 盡快恢復市場理性

　　在“促進共享經濟市場健康發展”研討會上， 三部門新規成為熱議的話題。在國家發改委、中央網信辦和工信部聯合發布的通知中，幾個關鍵詞頗有新意，比如“差異化治理”“分類細化管理”“科學設定總量規模”“開展大數據監管”“依法查處壟斷行為”，等等。

　　共享經濟由于進入門檻低，發展規模在短期內迅速擴張，供給能力隨著平臺增長而增大，對傳統企業市場份額形成強有力競爭，極大地沖擊了市場格局、商業秩序。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監司副司長韋犁，強調科學監管對于共享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健康的行業生態中，企業都應該采取一種具有長久競爭能力的方式，比如降低成本，提高服務。一個行業沒有監管肯定不會正常發展，面對新業態，如何做到科學監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

　　對新興市場來說，科學設計、審慎有效的監管從來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真正需要關心的是監管層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以及為什么要管，怎樣來管。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劃司副巡視員周虎圍繞如何促進共享經濟市場健康發展提出了四點工作建議：一是加大扶持引導，鼓勵商業模式和技術創新；二是加強統籌和風險管控，推動風險經濟協同管理；三是完善信息基礎設施推動產能共享；四是加快新技術的應用創新監管手段。

　　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秘書長楊一心、中國信通院政經所副總工何霞、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國務院發展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原所長任興洲、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高秦偉、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影強等專家，以及滴滴出行、小豬短租、摩拜單車、人人實驗等共享經濟企業代表，共同圍繞共享經濟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如何構建共享經濟健康發展生態、《分享經濟自律公約》執行情況等議題展開了分享交流。

　　針對共享經濟的創新，美歐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傾向于采用“實驗性規制”，最大限度地兌現“包容創新的審慎監管”。高秦偉等教授在論著中指出，實驗性規制允許個人或者組織可以偏離一般的法律體系，不斷實驗，試圖使某些規則成為長期適用的規則。實驗期、地點以及適用者均會有明確的規定；實驗性規制的積極、負面效果均會受到評估；一旦成功，實驗性規制將會擴大適用至同類情況。比如德國就為新的交通方式設立專門的“實驗條款”。美國加州2013年創立了與現行出租車規制并不一致的、新型的“交通網絡公司”，要求其負責確保所有的司機行為規范。

　　值得注意的是，分享經濟的復雜性給規制的制定與監管的時機帶來兩難。韋犁表示，令市場監管者深感困惑的問題就是，平臺企業的“燒錢”大戰，到底是成本投入、廣告投放還是商業模式？如何認定其行為性質。監管者如果傾向于“讓子彈飛一會”，會不會給消費者隱私保護和安全帶來挑戰，一些違背市場規律的商業行為能不能及時被糾錯。如果傾向于“該出手時就出手”，介入過早，對事態的全貌和發展趨勢還缺少足夠的信息，如何預測政策的實際效果？

　　“包容不是縱容，審慎不等于放棄監管，要堅決防止共享經濟企業鉆監管政策空子獲取不當利益的行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秘書長陳音江對媒體表示，監管部門一方面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安全意識，對于與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金融風險等密切相關的業態或模式，嚴格規范準入條件；另一方面要科學合理界定平臺企業、資源提供者和消費者的權利、責任及義務，明確追責標準和履責范圍，促進行業規范發展。

　　平臺自律行業共治作用大 亟待確立實用好用新機制

　　2016年11月后，各地方相繼頒布網約車實施細則，當時的公眾輿論，更多是站在新生事物的一邊，對這些規制表示質疑，指出固守傳統的政府規制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且無力促進持續創新；并進而判斷未來的網約車公司會轉變為傳統的出租車公司，公眾又將重返“打車難、服務差”的困境。

　　還不到兩年，“共享單車墳場”、空姐遇害事件就將公眾對共享經濟的負面觀感推向高潮，加強監管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昔日的“好學生”為何如此之快就反轉為“壞孩子”？對此，平臺經營者對市場行為嚴重缺乏約束，行業自律流于形式主義難辭其咎。

　　科技進步和創新通常走在法律規范、規制的前面，在監管相對保守、僵化的條件下，企業與行業自律這類的“軟監管”作用巨大。專家指出，對共享經濟最有效的監管方式，是平臺、行業與政府之間的相互協作。在很多國家，規則的執行責任已經從政府轉移到了平臺乃至行業自律組織肩上，政府制定的規則重點在宏觀引導方面發揮作用。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互聯網人民調解委員會副主任朱巍建議，共享經濟的平臺主體責任究竟如何厘清，應由行業協會、頭部企業一起牽頭來梳理。比如押金問題、強制保險問題、用戶個人信息數據合規使用問題。事實上，北京市互聯網人民調解委員會就是一個由專家出面協調企業糾紛的機制，還免費向行業提供服務，但運作數年響應者寥寥。

　　從微觀方面，共享經濟企業在運營中，應保證使用方有誠信地使用和維護共享資源，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共享經濟的合理發展。而這種自律的意識如何切實轉化為運營的規則，得到強有力的執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影強等專家均認為，多方參與、協同治理是共享經濟科學監管的大方向。中國信通院政經所副所長何霞表示，今天的分享經濟已經進入必須處理好發展與監管關系的關鍵時期，既要防止由于偶然的個例整體扭轉了對新興行業的監管方向，又要通過協同治理有所作為。而所謂的協同治理，包括多部門之間的監管協同，也包括政策治理、行業自律、保險體系、技術保障等不同層級的協同。

　　滴滴出行副總裁魏東輝表示，共享經濟某種模式發展成熟后，應該把更多經濟資本用在技術提升、提高服務質量以打造更高端的商業模式上來。他表示，滴滴在未來會把更多精力、資本發揮在打造下一代智能交通和下一代無人駕駛中，作為網約車具有代表性的服務商，滴滴將會不斷通過技術發展做到定位更精準，在有限的運營情況下更多地、高效地完成載客服務，充分貫徹共享經濟精神，落實企業社會責任。（記者 胡虎）

　　轉自：人民郵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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