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一”告訴了人們一個樸素的道理：想要擴大市場份額，價格戰是最管用的手段。商人出身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靠價格戰擴大美國的競爭力，要把企業稅從35%降到20%，這招用得還是挺狠的。
關于美國減稅政策產生的影響，無非有以下幾種可能：
一是其他所有國家都不跟進，只有美國一家玩。美國對于企業和資本的吸引力大增，這樣很多企業去美國投資，結果是美國就業和稅源迅速增加，新創造的稅收大于因減稅造成的赤字，特朗普大功告成。同時，因為美國對于企業的總容量有限，其他國家流入美國的企業和資本都不會太多，對各國經濟的影響有限。
另一種可能性是所有國家都同步跟進，降稅幅度和比例都相等。當同類商品都打價格戰時，總的銷量會有所增加，但每家所占的市場份額不會有大的波動。也就是說，企業和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會維持在原來的平衡狀態，但在一些國家內部，會因為降稅增加企業的投資熱情，并由此擴大市場。
上面這兩種可能都只是假設，事實上基本上不可能發生。最大的可能性是一部分國家積極跟進，擴大了價格戰的范圍；另一部分國家沒有降價空間，一降價就會虧損，只能硬挺著，降價是死，不降價也是死。
國際競爭中的稅收價格戰到底有多厲害，現在還不能評價，但主要經濟體中的大部分都采取了積極的應對策略。特朗普稅改剛剛獲得通過，日本就宣布計劃把企業稅降到20%左右，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也都著手減稅。在此之前，英國、德國、愛爾蘭等國都已經有相應的減稅計劃，德國預期每年減稅150億歐元；英國計劃到2020年將企業所得稅降低到17%；愛爾蘭早已將企業所得稅調整到12.5%。一場減稅風暴即將席卷全球。
不過，對于中國而言，不是減不減稅的問題，而是怎么減的問題，是在保守、激進、折中三個路徑中選擇哪個的問題。
如果中國的減稅策略過于保守，導致中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形成明顯的成本落差，資本會表現出強烈的外流沖動。首先受到美國稅改誘惑的應當是外資企業，在全球尋找成本洼地的本能，會讓外資企業最先產生搖擺。同時，有實力的中國企業也可能因此加快對外投資，到境外謀求發展。如果優質企業加速外流，留在中國的更多是弱小的企業，將會嚴重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素質。
同時，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將下降，一些原來競爭優勢就不明顯的產品將失去市場。不但產品出口規模會減少，國內市場也將受到進口產品的沖擊和侵蝕。不只是進出口企業會受到直接的影響，隨著傳導效應逐級擴大，會使整個經濟受到影響，中國企業的日子會更加難過。
如果采取更為激進的減稅策略，短時間內財政收入的大幅度縮減，中國或將面臨無錢可花的尷尬局面。2016年，中國的財政赤字達2.18萬億，已經達到歐盟的財政風險警戒線。在中國的公共預算支出中，重點民生支出、政府行政開支、基礎建設開支三大板塊占到一般預算內支出的80%。在三大板塊中，最有可能壓縮的就是基本建設開支。在中國經濟對投資依賴嚴重的情況下，基本建設項目的縮減，就意味著經濟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特別是在基本建設項目中占有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所承受的壓力勢必更大。
美國稅改有可能會成為一種外部動力，倒逼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是其最大的利好。溫情式的改革基本走到了盡頭，只有被逼到不改不行的絕境，決策層才會痛下狠心鏟除各種阻力，不惜以承擔更大的階段性痛苦的代價，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要降低中國經濟的運行成本，首當其沖就應當裁減行政人員，縮減行政支出。行政體系龐大，不僅是當期支付的成本高，未來要支付的養老成本會更高。特別是削減行政成本中不合理的部分，不僅會減少龐大的行政體系開支，也意味著給中國經濟松綁。
如果稅收大幅度減免，最直接的效應是稅負公平，在稅收降低以后，偷漏稅企業的成本優勢不復存在，合規企業的發展空間相應擴大，優勝劣汰的機制才會形成。同時，由于企業偷漏稅意愿的降低，稅務機關的征收成本也會大幅度降低，稅收領域的尋租現象也會減少，整個企業運行生態都會變得更加良性。
稅收減少就意味著在一段時間內，政府部門無錢可花，各種政府補貼項目會相應縮減或取消。取消補貼，市場機制才會更好地發揮作用，真正有實力的企業才會發展得更好。
政府投資項目大幅度減少，會為民間資本騰出發展空間，民營經濟會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雖然政府投資的減少在一定階段內會導致經濟增速下滑，但市場機制的恢復會創造出強大的能量和動力，讓中國經濟充滿后勁。（丁是釘）
轉自：中國企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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