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兩會陸續召開 中國經濟繪就穩增長“施工圖”


    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   時間:2026-02-12





      北京市GDP破5萬億元、山東省GDP破10萬億元……當前,多地兩會正陸續召開,一系列突破性喜人成果也隨之公布。


      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躍上140萬億元新臺階,比上年增長5.0%。在這背后,多地經濟發展不斷突破,構成了我國經濟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的底色,充分凸顯了我國經濟整體具有強大的韌性,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區域發展結構更加平衡。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制定適宜的發展目標十分關鍵。專家指出,這需要從“十四五”規劃的經驗總結和“十五五”規劃的扎實推進兩個層面出發,從全國發展“一盤棋”和各地區“因地制宜”全面考量,全國上下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時,更注重發展質量、結構優化和內生動力培育。其中,經濟大省挑大梁不僅要推動本地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擔當“探路先鋒”和“輻射源頭”,帶動全國發展。


      因地制宜各顯其能


      各地能實現突破,共性在于抓住了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這一核心路徑,并充分發揮了自身優勢。


      1月25日,北京市十六屆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北京市市長殷勇作政府工作報告。2025年,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5.2萬億元、增長5.4%、高于全國0.4個百分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4.8%,城鎮調查失業率4.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4.4%。


      這是北京市經濟總量首次突破5萬億元大關,北京也成為我國繼上海之后的第二個“五萬億之城”。


      對此,北京建筑大學城市公共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川教授向中國工業報表示,在我國城市發展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階段的大背景下,北京GDP突破5萬億主要基于城市轉型戰略定位精準,特別是抓住了創新這個關鍵環節,并通過創新為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提供了核心動能,具體體現為將科技創新快速轉化為產業發展動力、以產業創新催化經濟發展活力、以治理創新提升產業發展效能,整體集聚優勢經濟韌性很強。


      2025年,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5%,達到10.3萬億元,成為全國第三個、北方第一個過10萬億元省份。湖北省2025年地區生產總值達62660.90億元,首次跨入6萬億元。


      此外,溫州、大連、深圳市南山區等多地市GDP首次跨入萬億門檻。2025年,溫州地區生產總值為10213.9億元,比上年增長6.1%,分別高于全國、全省1.1和0.6個百分點。


      長江國際控股集團董事長、長江產業投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湖北省政協委員劉萌告訴中國工業報,多地GDP實現突破,不僅是經濟體量的躍升,更是中國經濟向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轉型的縮影。


      “各地能實現突破,共性在于抓住了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這一核心路徑,并充分發揮了自身優勢。”劉萌表示,比如北京的成功是“減量發展”的典型,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控制人口和建設用地規模的“緊約束”下,經濟實現了“內生性變革”,依靠極高的創新濃度和知識密度驅動增長;湖北作為中部大省,其增長體現了“硬核支撐”與“產業韌性”,高技術制造業的強勁增長和“51020”現代產業集群的構建,成為其在復雜形勢下“挑大梁”的關鍵。更多“萬億之城”以因地制宜為重要手段,如溫州靠民營經濟和開放,大連依托港口和工業基礎,它們的發展表明,抓住國家區域戰略機遇,走特色化道路,中等規模城市同樣能實現突破。


      頭部帶動區域協調


      頭部城市成為帶動區域乃至全國發展的“火車頭”,形成增長極,同時,“萬億城市”從集中在東南沿海,向更多區域擴展,區域發展更趨協調。


      2025年,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躍上140萬億元新臺階,比上年增長5.0%;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值是5.2%,就業保持總體穩定;貨物貿易規模再創新高,外匯儲備余額超過3.3萬億美元。


      對此,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日前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說,“對于我國這樣超大體量的經濟體而言,在各種風險挑戰交織的背景下,能夠實現這樣的穩定發展很不容易。”


      “各地發展構成了我國經濟乘風破浪、行穩致遠的底色。”陳松川表示,這反映了三大趨勢:一是我國經濟整體具有強大的韌性,可以從容應對內外的嚴峻挑戰;二是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改變,仍然保持明顯的經濟活力;三是我國區域發展結構更加平衡,不平衡發展格局得到持續改善。


      “北京GDP突破5萬億意味著,北京城市發展質量實現了穩步提升,它以疏解和創新相結合的發展邏輯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特大型城市發展轉型之路,這不僅對國內特大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還對特大城市發展這一世界城市文明發展所面臨的難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陳松川認為。


      劉萌表示,這些突破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具有深遠意義,一方面,北京的案例驗證高質量發展路徑和控制規模、提升質量的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的,湖北的案例體現了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升級的核心內涵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正確性;另一方面,對區域發展的意義,京滬“雙極”領跑,深圳、重慶等緊隨其后,頭部城市成為帶動區域乃至全國發展的“火車頭”,形成增長極,同時,“萬億城市”從集中在東南沿海,向更多區域擴展,區域發展更趨協調。


      “這些數據背后,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個深層趨勢。”劉萌認為:


      一是從“規模擴張”到“質量躍升”。增長的內涵正在發生悄悄的變化,北京在“減量”下實現“增效”,山東作為傳統工業大省實現“大象轉身”,都標志著發展正從追求GDP增速,轉向追求創新能力、發展成色和居民福祉的綜合提升。


      二是極化效應與區域協調并存。一方面,經濟要素向優勢地區集聚的趨勢明顯,頭部城市吸引力增強。另一方面,全國經濟版圖正在從“南方獨舞”轉變為“南北呼應、東西聯動”,區域協調發展取得進展。


      三是“萬億”崇拜的理性審視。未來的城市競爭,將更側重于宜居性、獨特競爭力和民生福祉。


      頂層設計戰略考量


      目標背后蘊含了全國發展“一盤棋”的頂層設計和各地區“因地制宜”的戰略考量,全國上下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時,更注重發展質量、結構優化和內生動力培育的共同方向,具有共同的深層邏輯。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具有承前啟后的重大意義,各地兩會也公布了2026年發展目標。


      北京市預計2026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2026年山東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5%以上,2026年湖北經濟增長5.5%左右。


      陳松川表示,北京市預計2026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這一數字既反映了政府推動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強決心,也體現了城市發展質量穩步提升的客觀要求。


      “對于地方而言,2026年制定適宜的發展目標需要從‘十四五’規劃的經驗總結和‘十五五’規劃的扎實推進兩個層面出發,注重目標的可持續性,充分體現穩中有進、提質增效的總體目標。”陳松川說。


      劉萌認為,這些目標背后蘊含了全國發展“一盤棋”的頂層設計和各地區“因地制宜”的戰略考量,全國上下在保持合理增速的同時,更注重發展質量、結構優化和內生動力培育的共同方向,具有共同的深層邏輯:


      一是服務于國家長期愿景。根據測算,實現2035年發展目標,需要未來十年經濟保持約4.2%的增速。作為關鍵起步期,“十五五”期間設定稍高的增速(如5%左右)是確保長遠目標實現的戰略安排。


      二是從“量的增長”到“質的提升”。當前發展更注重質量,高質量的5%增長,其實際效益可能超過低質量、重復建設的更高增速。例如,在制定投資計劃時,強調的是“因地制宜”和“有效投資”,而非“一刀切”。


      三是聚焦核心驅動力。各地規劃基本都圍繞科技創新和擴大內需兩個關鍵點展開。科技創新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舉措。各地都在推動科技與產業創新融合,只是側重點不同。


      勇挑大梁突破示范


      經濟大省挑大梁,關鍵在于超越“一城一地”的發展,從國家戰略全局出發,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同和制度型開放等核心領域,率先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從而帶動全國高質量發展。


      2025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經濟大省要挑大梁。對于山東、廣東、江蘇、浙江、湖北等這些經濟大省而言,“十五五”時期如何發揮挑大梁作用?


      作為經濟大省、人口大省,山東2026年將把全方位擴大內需排在首位,對堅持內需主導,統籌抓好促消費和擴投資作出部署。夯實項目投資接續“硬支撐”,重點推進2000個省級重點項目、完成投資9800億元以上,抓好3500多個擬竣工投產項目。


      湖北省政協常委,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二級教授鄒薇表示,湖北要加快建成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更好發揮經濟大省對區域乃至全國發展的輻射帶動力。


      劉萌表示,在經濟大省挑大梁這個問題上,實現路徑不僅僅是推動本地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擔當“探路先鋒”和“輻射源頭”,帶動全國發展。為此,經濟大省主要在以下幾個關鍵領域發揮引領作用:


      一是輻射帶動與區域協同。經濟大省是區域協調發展的“動力源”。它們依托區域重大戰略(如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通過產業轉移、交通互聯、創新協同等方式,將發展動能向周邊區域擴散。例如江蘇正推動跨市產業轉移與要素掛鉤,促進省內南北協作。


      二是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經濟大省是科技創新的“策源地”和產業變革的“最前沿”。它們的目標不僅是自身產業升級,更要率先突破關鍵技術,將成果轉化模式推廣全國。比如湖北、廣東、江蘇等地都聚焦新質生產力,都將培育新質生產力、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作為核心任務。


      三是深化開放與暢通循環。作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樞紐”,經濟大省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上肩負著先行探路的責任。各省正結合自身優勢,探索新的開放模式,比如廣東利用外貿基礎,以更大力度吸引外資,并推動制造業引資。浙江致力于打造“高能級開放強省”,通過做大“地瓜經濟”、辦好數字貿易博覽會等方式,提升開放能級。山東目標明確為打造“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高地”。


      劉萌認為,總而言之,經濟大省挑大梁,關鍵在于超越“一城一地”的發展,從國家戰略全局出發,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同和制度型開放等核心領域,率先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從而帶動全國高質量發展。(劉德炳)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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