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節前的布魯塞爾，空氣里夾著冬夜的潮冷與政治的焦灼。2025年12月18日，就在歐盟27個成員國召開峰會討論烏克蘭問題的同一天，大批農民駕駛拖拉機進入歐盟機構周邊，抗議矛頭直指歐盟—南共市自貿協議。同一周，歐盟委員會又拋出對2035年新車“零排放”目標的“倒退”方案——從“零排放”轉向“減排90%”。
憤怒的農民擲出的土豆，打擊的是歐盟試圖擴大貿易自由化并推動供應鏈多元化的雄心；“禁油令”的搖擺，則折射出歐盟在推進綠色轉型以尋求新經濟增長點的首鼠兩端。這些，共同構成了歐洲經濟遲緩難行的歲末注腳。
回望2025年，歐洲經濟在保持一定程度韌性增長的同時，走向“再平衡”階段：一方面在地緣與貿易沖擊常態化的背景下重塑供給；另一方面在通脹回落與政策轉向中修復需求。
美國關稅政策帶給歐洲的沖擊不僅是出口壓力，更是“可預期性下降”。企業難以據此形成穩定定價與供應鏈計劃，投資與擴產因而更加謹慎。歐洲央行也多次提示，關稅與貿易不確定性會通過預期渠道壓制投資和消費，對增長形成持續性拖累。
貿易不確定性并非孤立變量。烏克蘭危機持續抬升地緣風險溢價，能源價格波動仍是壓在歐洲企業成本曲線上的“隱形砝碼”。再疊加財政緊約束——歐委會預計歐元區債務率在2024年至2027年仍將上行，到2027年約91%，赤字與新增支出需求并存，使刺激政策很難像疫情后那樣“放手一搏”，更多時候只能在多重目標之間做艱難取舍——既要穩增長，又要控債務，還要推進轉型與安全投入。
目前歐元區通脹總體接近政策目標，為經濟修復提供必要條件，但結構性黏性仍在：2025年11月歐元區通脹率為2.1%，服務業與核心通脹韌性較強，工資—成本壓力仍然牽動市場對“再通脹”的警惕。在高度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下，12月歐洲央行再次選擇按兵不動，強化了“謹慎推進、邊走邊看”的政策基調。
歐盟官方的預測把“慢”刻畫得更直觀：歐盟委員會2025年秋季經濟展望報告預計歐元區2025年GDP增速約1.3%，2026年約1.2%；歐盟整體經濟增速在2025年和2026年均保持在1.4%。這意味著歐洲不是沒有增長，而是增長空間狹窄、修復路徑更長。
展望2026年，歐洲經濟前景更像一場“多線壓力測試”：既有潛在機會窗口，又有新的風險源頭。從機遇來看，一個潛在轉折點在于大規模舉債與投資，特別是防務投資，能否“催生新動能”。歐委會預測顯示，投資在2026年有望明顯回升。如果防務、基礎設施與關鍵技術投資能形成組合效應，歐洲可能走出“低增長—高焦慮”的自我強化循環；反之，投資若停留在分散補貼與短期紓困上，則很難改變長期偏弱的生產率趨勢。
歐洲央行預計，歐元區通脹將從2025年的2.1%降至2026年的1.9%。通脹環境的改善也提供了更多政策回旋余地，但是否順利，還取決于外部沖擊是否再度抬頭。
與此同時，歐洲經濟仍面臨不小的挑戰。歐洲面臨的外部摩擦，將不再局限于鋼鋁、汽車等“貨物爭端”，而是有更進一步向“數字規則”延伸的趨勢。美方近期以歐盟科技監管“歧視性”為由，威脅對歐洲服務提供商采取反制性限制或收費。對歐洲企業而言，這場跨大西洋“規則戰”意味著雙重擠壓：外需不確定上升、數字合規成本抬升，而后者對投資意愿的傷害往往比對單季出口數據的沖擊更持久。因此，2026年歐洲面臨的可能不只是“少一個市場”，而是“多一個戰場”。
當然，歐洲經濟最大風險仍來自內部。當前困境是歐盟內部結構短板在外部沖擊下反復顯影，低增長或將持續更久。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曾表示，生產率偏弱、老齡化加速、能源成本波動與產業外遷風險等結構性問題，決定歐洲難以輕易回到疫情前的“中速增長”。
中歐經貿合作仍是歐洲外需與產業鏈穩定的重要變量。歐盟統計局的事實圖譜和中方海關統計口徑顯示，雙方經貿規模處在約7800億美元的高位，中歐雙向投資存量超過2800億美元。對歐洲而言，關鍵在于能否在“去風險”敘事之外，重新建立一種更務實的判斷：把中國視為可把握的增長與產業機遇，而不是被動應對的風險來源。2026年的中歐經貿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方能否抓住中國市場與產業鏈所提供的確定性與穩定性——這也許是歐洲在多線壓力測試中，最現實、最可操作的一條“增量路徑”。（記者 田帆）
轉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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