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金融出海”成了一個熱門詞。仿佛一夜之間，互聯網金融企業都迷上了出海。而大部分公司，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東南亞作為征戰的第一站。
（資料圖片 來源于網絡） 數據顯示，東南亞國家6.8億多人口中，有2.6億人迄今無法獲得基礎金融服務，約占成年人口的50%。東南亞的金融體系并不完備，金融覆蓋率相對較低。在印尼，擁有信用卡的人數只有6%，菲律賓是5%，越南是3%，而信貸發達的美國，這個比例高達80%。由此可見東南亞國家的信貸缺口之大。
移動互聯技術的創新，為普惠金融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可以讓東盟國家特別是小微企業、普通大眾和年輕人享受到數字技術帶來的發展紅利。有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人出境游突破1.2億人次，境外消費超過1100億美元，而東南亞是最受中國游客歡迎的目的地之一，大量的中國人出境游也為金融出海提供了有利條件。
有媒體報道稱，東南亞市場對中國金融存在警惕心理，政府雖未在政策中明文規定不能給中國資本和企業發放牌照，但一旦得知中企身份，便會設置障礙，阻止業務推進。而以其它國家公司的身份進入，牌照的申請就會順利很多。因此很多中企采用了“換馬甲”的方式，在美國注冊公司，進行“曲線救國”。
分析原因，有媒體認為，東南亞大多是熱帶國家，人民性格平和、生活悠閑，也形成了相對應的企業文化。而中國企業崇尚狼性文化，進入某些行業后會打破市場平衡，甚至采用價格戰的方式將利潤壓到最低甚至虧本，以此來擊潰對手。這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競爭方式給東南亞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憂慮。
這一說法是否準確？中企該如何破除東南亞國家的“歧視”呢？《中國貿易報》記者聯系采訪了相關領域專家，為金融出海難題支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卞永祖認為，不排除中國某些企業奉行“狼性文化”，但大多數中國企業還是講求“和文化”。“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競爭方式，主要源于“走出去”過程中，中企未能在相關產業鏈中占據高端地位，長期以來利潤率較低，只得靠價格戰生存。
東南亞領域專家、南京大學博士蘇瑞娜也認為，部分中資企業確實未能與東南亞市場的商業習俗良好對接，進而引起當地人民對中企的偏見，形成一些潛在的限制門檻。但她認為，這并不等于“歧視”。
“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體系和稅務系統很難單獨針對中資企業設立法律法規。企業‘走出去’是商業行為，對于既定的自由競爭市場而言，企業在哪里注冊，并不會有太大的區別。”蘇瑞娜認為，中國金融企業在東南亞面臨的本質問題仍是競爭問題。
“以螞蟻金服為例，其在國內的支付工具為支付寶，支付寶的興起源自網絡購物在中國的興起，消費者需要一種信用機制和擔保工具，支付寶應時而生，并獲得了大量的受眾基礎。而不同國家擁有不同的購物網站，甚至由于商業原因，并不支持接入其他支付系統。”蘇瑞娜說。
“商業的競爭是免不了的，上了戰場，就要做好廝殺的準備。”蘇瑞娜認為這是市場競爭的過程。很多金融企業長期依賴國內的政策保護，但企業要明白，國內政策優勢并不能自動延伸到海外。另外，最好不要只是某種單一產品“走出去”，而是要讓整個金融服務的支撐系統配套“走出去”，構建當地市場的全產業鏈。
蘇瑞娜特別提醒，目前東南亞市場競爭較為公開透明，出海企業應改變認識，遵守當地規則，摒棄不正確的觀念和行為。
“不排除部分國家對中國金融企業存在抵制情緒，但這并非簡單地針對某些中國企業，其背后還涉及政治、風俗、文化等更多綜合原因。”卞永祖說，短期內改變東南亞國家和人民的一些觀念和想法并不容易，以“曲線救國”的方式獲取牌照進入市場也未嘗不可。但對于進入東南亞市場的中國企業而言，更應關注市場本身，尊重當地文化風俗，加強與當地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的溝通，做好公關工作。企業發展要融入當地，體現對當地民生的關心，多關心員工勞動待遇、教育等，讓當地民眾切實感受到中國企業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
卞永祖認為，由于美元在世界金融體系中占有優勢地位，因此在競爭中歐美企業擁有一定的規則和成本優勢。從國家層面上講，中國政府要積極與東南亞國家溝通，達成更多的諒解，爭取更多金融機構的合作。雙方智庫也可加強在金融政策上的共同探討，為中國企業在區域合作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本報記者孫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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