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細胞工廠到國家戰略：生物制造何以成為新引擎？

　　編者按：4月14日，華熙生物微信公眾號刊發了一篇深度長文：《關于生物制造的科幻、歷史幽靈與未來高地》，引發關注與思考。中國香妝融媒體特編發系列文章，供大家一起來探討和交流。本文為系列文章之三。

　　2026年3月，“十五五”規劃綱要全文發布，生物制造被明確為與量子科技、工業母機并列的國家戰略最高優先級，定位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物質引擎”。從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培育”，到2026年規劃綱要的“增長點”，政策話語兩年間快速升溫。

　　華熙生物在此時組織了一場橫跨企業家、工程專家、基礎科學專家、數據及底層工具專家、產業投資與轉化專家、國際供應鏈專家的跨學科交流，華熙生物依托此次深度研討，形成了一份題為《關于生物制造的科幻、歷史幽靈與未來高地》的深度報告。

　　華熙生物推出的這份報告最難得的地方，是它沒有急著給答案，而是認認真真地提出問題。正如報告中自己說的：“正確問題的提出，可能是找到正確路徑最重要的開始。”這句話其實是整個報告的文眼。很多行業報告喜歡畫藍圖、喊口號，但華熙生物組織的這場討論敢于直面“我們到底差在哪兒？”。在中國生物制造已經占據全球70%發酵產能的今天，華熙生物秉持的這種清醒尤其可貴。當然，文章一開篇便拋出了其核心觀點：從科技突破到頂層設計的全球競速，生物制造正在改變全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科幻照進現實：為什么國家押注生物制造？

　　其實，華熙生物這份報告的起點很有意思，從科幻講起，將銀河系另一端的黑科技，一下子就照進了現實。1968年，阿瑟?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里描繪了月球基地克拉維斯，所有維生物資從巖石中提煉，食物來自藻類培育。劉慈欣后來說：“我所有作品都是對《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這份致敬背后，是對一種想象力的認同。當人類成為多星球物種，農業這種“靠天吃飯”的方式將被生物制造所取代。

　　2025年6月，中國農業科學院都市農業研究所提出了“星際農業”概念，科幻正在變成現實。篩選出螺旋藻、裸藻、萊茵衣藻等“星際先鋒”物種，構建不依賴耕地和淡水的食物生產模式。華熙生物的報告指出，這項研究的意義遠不止于太空，當微藻可以在荒漠戈壁實現工業化量產，地球上的糧食安全問題也將迎來革命性方案。

　　這里原文巧妙地用“外星生存”來論證生物制造的戰略價值。它的潛臺詞是，生物制造不是普通的產業，它將是人類文明下一階段的基礎能力。誰掌握了生物制造，誰就掌握了未來人類在極端環境下生存和擴張的鑰匙。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歐盟、英國幾乎在同一時間窗口把生物制造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的重要原因。

　　2022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第14081號行政令，啟動“國家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倡議”，將生物制造與半導體同等看待。此后《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中的《生物安全法》進一步強化了對華限制。歐盟2024年發布《與自然共建未來：促進歐盟生物技術與生物制造》通報，2025年通過新的《歐盟生物經濟戰略框架》。英國則將目標調整為，到2035年成為僅次于美國和中國的全球第三大生命科學經濟體。綜上所述，一場圍繞生物制造的全球競速，已經沒有任何懸念了。

　　中國憑什么坐在這張牌桌上？

　　鐵血宰相卑斯麥曾說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即便是當下的歐美政客也常說，不在餐桌旁就在菜單上，市場競爭的霸權主義同樣無時無刻不在，特別是在你動了別人的奶酪的時候尤為如此。中國生物制造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實打實的家底。華熙生物的報告給出了幾個關鍵數字，中國生物制造總規模特別是在生物發酵產品產量占全球70%以上，論文發文量和專利申請量全球占比均超20%。

　　企業層面，一批具備全球競爭力的中國企業已經脫穎而出。華熙生物透明質酸原料全球市場占有率超40%，穩居全球第一，且華熙生物受邀參與修訂歐洲藥典、美國藥典及中國藥典標準，成為全球該領域的“規則制定者”。2000年，華熙生物憑借微生物發酵法量產透明質酸，打破了動物組織提取的壟斷；2011年，華熙生物的酶切技術榮獲中國專利金獎，實現了透明質酸分子量從2000Da到300萬Da的精準調控。截至2025年底，華熙生物累計獲得授權專利超400項，其中合成生物學相關專利占比超30%，華熙生物搭建了包含γ-氨基丁酸、麥角硫因、重組Ⅲ型人源化膠原蛋白等20余種生物活性原料的細胞級原料生態矩陣。

　　更值得關注的是華熙生物在基礎設施上的布局。2025年，華熙生物累計投資近30億元在天津建成合成生物中試平臺，華熙生物打造的這一平臺首批入選國家工信部《生物制造中試能力建設平臺名單》，并獲評最高級別的“五星”等級認證，成為全國僅有的5家獲此評級的單位之一。華熙生物這座建筑面積達4萬平方米的“生物鑄造廠”，配備64條柔性生產線，實現了從克級實驗成果到噸級量產的全鏈條覆蓋。

　　凱賽生物在全球長鏈二元酸市場占據主導地位，DC11+市占率超80%；華恒生物的L-丙氨酸全球市占率超40%、L-纈氨酸市占率居世界第一。規模、產能、市場占有率，中國生物制造在這些維度上已經不輸任何人。

　　誰來做博爾頓？歷史呼喚“生態領導企業”

　　華熙生物的報告接下來講了一段歷史，耐人尋味。1765年，年輕的瓦特加入了英國伯明翰的“月光社”，這是一個由科學家、工程師、制造商組成的技術社團。他在格拉斯哥大學布萊克教授和企業家羅巴克的幫助下開始研制蒸汽機，但初始投資很快花光，公司破產，瓦特不得不兼職運河測量員謀生。直到伯明翰鑄造廠老板馬修?博爾頓接手相關專利，瓦特才迎來轉機。博爾頓不僅提供資金，還幫瓦特精進了加工制造工藝。1776年，40歲的瓦特終于成功制造出第一批新型蒸汽機。從開始研究到問世歷經了15載，從問世到技術成熟又經33年，再到量產大賣整整63年。

　　華熙生物的報告給出的核心結論是，發明家是研發生態的重要參與者，但關鍵資源的整合者是企業和企業家。如果沒有博爾頓，蒸汽機的歷史可能完全不同。

　　另一個案例是電氣時代的特斯拉與摩根。J?P?摩根資助特斯拉建設沃登克里弗塔，但他希望特斯拉做無線電通訊的商業化，而特斯拉聚焦于無線供電，這是一項至今都無法規模化運用的方向。當意大利人馬可尼搶先實現跨大西洋無線電通訊，摩根停止了資助，沃登克里弗塔淪為爛尾樓。特斯拉的天才毋庸置疑，但他的悲劇在于，科學家對技術方向的興趣，未必與產業轉化者的市場判斷一致。

　　這兩個案例放在一起特別有意思。瓦特和特斯拉都是天才，但一個遇到了博爾頓，一個遇到了摩根，而且摩根中途撤資。區別在于，博爾頓是做實業的，知道怎么把技術變成產品；摩根是金融家，更看重回報周期和商業前景。華熙生物的報告借此暗指，中國生物制造需要的是“博爾頓式”的企業家，懂技術、有耐心、敢長線投入，而不是賺快錢的資本玩家。

　　光刻機巨頭ASML的故事提供了最直接的啟示。上世紀80年代初，ASML只是飛利浦內部一個掙扎十余年的部門，被戲稱為“問題兒童”。飛利浦曾試圖出售該業務，無人愿意接手。直到1984年，飛利浦與ASM International合資成立ASML，起初連合適的辦公地點都沒有，只能在埃因霍溫飛利浦園區內的幾間木制營房里工作。但飛利浦作為生態領導企業，為其提供了技術積累和產業資源。此后幾十年，ASML憑借與英特爾、三星、臺積電的戰略聯盟，最終在極紫外光刻（EUV）領域壟斷全球。

　　這段歷史的關鍵啟示在于，沒有飛利浦這樣的生態領導企業，就不會有ASML被孵化出來成為今日的巨頭。同樣，沒有英特爾、三星、臺積電作為關鍵客戶和戰略投資者，ASML也無法堅持近二十年的EUV研發周期。當我們感嘆中國新興產業缺乏生態領導企業的時候，華熙生物認為我們是否有足夠戰略定力去培育，還不成熟的未來生態領導者尤為關鍵。

　　守住高地的“指揮工具”與“指揮高地”

　　面對全球產業轉移，華熙生物的報告提醒不能盲目樂觀。有一種過于樂觀的預期認為，中國擁有快速反應的成體系制造業，這種體系化的成本優勢很難被轉移。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哪一種優勢可以高枕無憂。中國臺灣擁有全球最強的芯片代工能力，卻沒有發展出稍有規模的EDA廠商；韓國擁有三星、SK海力士這樣的半導體巨無霸，在EDA領域的全球份額卻接近為零。制造能力不會自然催生對底層工具的掌控。

　　那么，中國生物制造的“指揮高地”應該是什么？美國前通用電氣CEO杰弗里?伊梅爾特的一段反思很值得深思。他曾在任期間始終強調“技術創新必須與制造能力綁定”，并尖銳地指出，美國之所以在競爭中感到壓力，正是因為“中國投資于技術并制造產品”，而美國卻一度沉迷于金融創新、疏遠了實體制造。美國產業界感嘆：“我們原來認為研發和制造可以分離，后來才知道制造本身就是研發的一部分。”

　　“制造本身就是研發的一部分”，非常值得刻在每一家制造業企業的墻上。很多中國企業家認為研發就是實驗室里的事，工廠只是“生產”。但真正的技術迭代，是在產線上、在工藝工程師和工人每天的摩擦和調試中完成的。如果把制造環節外包或者轉移到低成本的海外基地，研發能力也會隨之萎縮。

　　華熙生物的報告由此提出“指揮高地”的核心定義，它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制造工廠，而是具備四種能力的戰略節點：貼近工廠，理解真實的生產痛點和工程約束；聯通學界，將前沿科學導入產業實踐；積累科學洞察資產，系統記錄數據、提煉規律；產出基礎工具和方法，最終為全球生物工廠提供最高效的科技和工程解決方案。

　　那么，中國有這樣的“指揮高地”嗎？華熙生物的報告認為，深圳和天津在生物制造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客觀審視，“這些資產遠未公共平臺化，它們更像是建起了嶄新大樓和擁有最新設備的新學校，而讓這樣的學校擁有大師和充滿活力的創新者還有待時日。”華熙生物的報告指出商業環境長期存在“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傾向。企業傾向于重新自建體系而不是培育生態合作伙伴，高校傾向于追求論文發表而非產業轉化，投資傾向于可見的硬資產而非無形的軟生態。最終可能導致設備閑置與重復建設并存，數據孤島與經驗隔閡同在。

　　這段話點到了中國產業生態的深層病根。每個企業都想自己搞一套，不愿意給別人“做嫁衣”；每個實驗室都盯著自己的論文和專利，不愿意開放共享中試平臺。結果是，國家投了很多錢建基礎設施，但運營不起來，成了“有大樓無大師”的空殼。華熙生物投資30億建天津中試平臺并開放了平臺，在某種程度上華熙生物就是在用企業自己的力量填補這個公共品的空缺。

　　華熙生物董事長趙燕在一次專訪中直言了問題的核心：“高校研究只管論文指標，企業要的卻是能商業化的技術，兩邊需求根本對不上。加上知識產權與利益分配機制不明確，很多產學研合作像‘相親’，私下談來談去，最后往往談崩。”業內將實驗室成果到產業化生產的斷層稱為“死亡之谷”。目前生物制造領域科研成果轉化率不足10%，而華熙生物希望在“十五五”期間通過多方協同，將這一比例提升至30%至40%。

　　這是華熙生物整個報告最務實的一段。它沒有回避現實矛盾，高校要論文，企業要利潤，中間缺少一個讓雙方都能“算得過來賬”的合作機制。華熙生物提出30%-40%的轉化率目標，如果真能實現，將是中國生物制造的一次質的飛躍。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光靠一家企業是不行的，需要政策、資本、科研院所共同設計一套新的利益分配規則。

　　華熙生物的報告最后引用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的追問，中國是否具備再次崛起的歷史發明基礎？戴蒙德沒有公布答案。華熙生物的報告也沒有給出答案，而是把問題留給了讀者：“無論是芯片、工業母機還是生物制造，我們能拋離陶瓷時代的幽靈，獨立的構筑出完整的科學底層邏輯和底層工具嗎？我們能培養出完整的生態，并讓生態的中樞承擔起公共使命嗎？我們能在全球產業的流動轉移中守住自己的指揮高地嗎？”

　　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但華熙生物愿意拿出30億建中試平臺向社會開放、愿意組織這樣一場跨學科的深入討論、愿意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談，這本身就是華熙生物作為生態領導企業的擔當。守住高地的鑰匙，不在實驗室里，也不在工廠里，而在兩者之間那條被長期忽視的轉化之路上。而那條路，需要科學家、企業家、政府、資本攜手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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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新華報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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