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常用藥在基層醫療機構和群眾中頗有口碑，但近年來我國常用藥低價藥價格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上漲，甚至有些藥品呈現消失之勢。
自2018年以來，我國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實質有效地促進藥品降價。但藥價偏高仍然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一個重要原因。
專家建議，未來，應多方發力，建立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審查程序，加強醫療機構議價機制，加強短缺藥品保障監測預警，以進一步減輕老百姓看病用藥壓力。
常用藥漲價“一藥難求”
家住朝陽區的鄭先生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藥店一些常用藥品很多漲價或者缺貨，以碳酸氫鈉片為例，2016年藥店價格為兩塊多一瓶，2017年漲到六七塊一瓶，去年漲到十塊一瓶，最近前去醫院購買時已經漲到十二塊一瓶。
記者注意到，一些低價常用藥不降反漲，碳酸氫鈉片并不是個例，據有關媒體測算數據顯示，過去三年中，個別常用藥累計上漲幅度高達600%（復合維生素B），漲幅超過100%的更是不足為奇，甚至出現了“一藥難求”的情況。
據記者了解，很多其他常用藥、急救藥也在漲價。近年來，藿香正氣口服液、小兒消積止咳口服液、安神補腦液等中成藥出現提價現象，部分感冒藥也出現漲價；甲硝唑栓甚至出現供貨不穩定的情況。
急救用藥缺乏，更令人擔憂。西部一家鄉鎮衛生院院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作為心衰急救臨床常用藥，西地蘭不貴又實用，但現在，這種藥消失了，給上面多次打報告，卻一直采購不到，心衰病人送來都不知道怎么辦。
從事醫藥行業的程先生向《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一些價格便宜，治療效果明顯的基層用藥在使用中出現漲價或藥物短缺的情況是一些藥店面臨的普遍問題。”
程先生表示，導致基層常用藥品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藥品利潤空間緊縮，一些藥企在利潤空間大幅縮水的情況下減少了生產量，從而出現缺貨的現象，短缺之后必然導致價格上漲。
此外，部分常用藥品漲價，還是出于藥企對市場需求仍較為龐大的預測和考量。程先生稱，近年來，由于藥企之間競爭加劇，加之藥品在生產中容易出現環境污染問題，藥廠數量不斷減少，行業內競爭弱化，藥企有了漲價的底氣。
另外一個藥品價格上漲的原因是“新瓶裝老酒”。程先生坦言，一些藥品在更換名稱和包裝后，藥品原來的主要成分不變，但價格便從幾元變成幾十元。
近年來，原料藥、原材料上漲，運營成本增加都給制藥企業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中國藥科大學國家執業藥師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表示，原材料、生產、銷售、監管等各項環節的要求不斷升級。企業為了存活，必須符合各項行業標準和要求，加上人力成本逐年變大，這些都要增加藥品生產和流通成本。
藥的有效成分，就是原料藥再添加一些輔料。伴隨著原料藥價格的上漲，一些藥品生產會出現成本倒掛現象，藥企不得不減少甚至放棄這些藥品的生產。
據相關業內人士分析，我國成品藥有約1500種原料藥，但其生產掌握在少數生產企業手中，其中50種原料藥只有一家企業取得審批資格可以生產，44種原料藥只有兩家企業可以生產，40種原料藥只有3家企業可以生產。原料藥形成事實上的壟斷，價格暴漲就有了現實支撐。
事實上，早在2017年1月，國務院醫改辦會同國家衛生計生委等8部門聯合下發的一份通知明確，綜合醫改試點省(區、市)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的公立醫療機構要率先推行藥品采購“兩票制”，鼓勵其他地區執行“兩票制”，以期進一步降低藥品虛高價格，減輕群眾用藥負擔。
西部某省區衛健委一位處長表示，隨著“兩票制”的推行，多個流通環節縮短為兩個環節后，制藥企業和藥品經銷商都有一個調整生產和經營策略的過渡期，兩者間的利益也在調整，導致一些藥品配送不及時。藥品配送企業是保障基層用藥的重要一環，但由于基層用量少、利潤低等原因，一些藥品配送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感，往往“擇貴而送”或者不配送，這也是一些藥品出現短缺的重要原因。此外，投機壟斷的因素不容忽視。個別不可替代的臨床必須藥品，有藥品經銷商控制原料，囤貨不賣，造成市場供應緊張。
據記者了解，多名基層醫療機構負責人曾公開反映，廉價常用藥短缺，使得基層患者對醫院意見很大，不少病人不愿意到缺醫少藥的基層醫療機構就診，而寧愿去擁擠的上級大醫院看病，這嚴重影響醫改“強基層”的效果。
有基層醫療機構負責人呼吁，在國家層面建立短缺藥品及原料藥停產備案制度，醫療機構合理確定儲備規模。對臨床必需、用量少、市場供應短缺的藥品，國家應進一步擴大定點生產品種和規模。
藥品降價打出“組合拳”
自2018年以來，我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組合拳”，“降價”成為2018年中國醫藥行業的關鍵詞之一，降低包括抗癌藥在內的藥品價格，讓人民群眾以比較低廉的價格用上質量更好的藥品。
2018年5月1日，我國實施進口抗癌藥零關稅，以暫定稅率方式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堿類藥品及有實際進口的中成藥進口關稅降至零，并鼓勵創新藥進口，此舉旨在減輕廣大患者特別是癌癥患者藥費負擔，并讓他們有更多用藥選擇。
同年11月15日，《4+7城市藥品集中采購文件》正式發布，標志著國家組織藥品集中采購試點工作正式啟動。本次試點由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和沈陽、大連、廈門、廣州、深圳、成都、西安11個城市組成采購聯盟，以降低藥價。
在今年的全國醫療保障工作會議上，國家醫療保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2019年將開展醫保藥品目錄調整，并進一步建立健全醫保目錄動態調整機制；同時，針對一些價格較貴的新藥，國家醫保局也將通過談判將其納入醫保。
2018年兩會后國家組織機構做出重大調整，我國重新優化衛健委、藥監局等醫改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能。在正式成立國家醫保局之后，我們迎來了一個步入深水區、啃硬骨頭的新醫改第十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受癌癥困擾的家庭以千萬計，要實施癌癥防治行動，推進預防篩查、早診早治和科研攻關，著力緩解民生的痛點。做好常見慢性病防治，把高血壓、糖尿病等門診用藥納入醫保報銷。加快兒童藥物研發。加強罕見病用藥保障。完善藥品集中采購和使用機制。深化公立醫院綜合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南寧市第四人民醫院艾滋病科護士長杜麗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通過新醫改的多項措施，我國的醫療衛生機構藥品收入占比已經從2014年的46%降至2017年的30%左右，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藥價偏高仍然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的一個重要原因。目前在醫療服務價格相對低廉的情況下，一些常用的藥物和一些保健藥物的漲幅特別明顯。雖然醫保和新農合可以報銷，但是這些藥品很多須在二級以上的醫院才能使用，在鄉鎮衛生院一般很少用，它報銷的比例肯定也不是很高，所以病人的負擔還是比較重的。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教授蔣健也曾公開表示，為降低進口藥價、提高藥品的可及性，國家應建立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審查程序，制定合理的強制許可補償費標準，培養申請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代理人隊伍等，以充分發揮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制度優勢”。
針對未來如何保證老百姓的用藥利益問題，也有醫療業相關人士建議，一方面，加強醫療機構議價機制，合理控制短缺藥品價格上漲幅度。同時，召開藥品生產企業和藥品經營企業會議，要求生產企業努力使入圍的藥品品種滿足市場供應，藥品經營企業則加大貨源組織力度確保臨床使用，藥品配送企業對一些短缺藥品加大儲備。另一方面，加強短缺藥品保障監測預警。建議國家層面建立短缺藥品及原料藥停產備案制度，醫療機構合理確定儲備規模。對臨床必需，用量少、市場供應短缺的藥品，國家在原有工作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定點生產品種和規模，滿足臨床需要。（記者 韓鵬栓）
轉自：中國產經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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