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二程集》中的“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說明“在作風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黨性，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
《二程集》 中華書局出版。資料圖片
《二程集》又名《二程全書》，是北宋理學奠基者程顥、程頤兄弟一生傳道講學言論論著的匯集，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說》和《粹言》6個部分，以程頤著作為多。《遺書》是二程的語錄，由門人弟子記錄整理，后由南宋大儒朱熹加以綜合編定為25卷，《附錄》1卷；《外書》是《遺書》的輔編或續編，然其材料來源廣泛而不夠純正，共12卷。《文集》是程氏兄弟的詩文雜著，前4卷為程顥文集，后8卷為程頤詩文集，共12卷。《經說》是程氏兄弟對儒家經典的解讀、闡述與發揮，以及在原基礎上的創新。上述四種在宋代均單獨刊行，也曾被合刊稱“程氏四書”。《易傳》又稱《周易程氏傳》，是程氏兄弟研究《易經》的注釋和研究心得。《粹言》乃程氏門人“閩學鼻祖”楊時“變語錄而文之”改寫編定，南宋張栻重新編次，“篇標以目”，定為2卷10篇。明后期將上述六書合刊為《二程全書》，現存有明徐必達刻本，清涂宗瀛刻本。1981年中華書局以涂刻本為底本校刊標點，題為《二程集》。
程顥、程頤是洛學宗師，程顥被稱為明道先生，程頤世稱伊川先生。“理”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和基石。二程認為，治國之本在于使君主及庶民均能“識仁”“復天理”，最終能夠“明道”。二程認為“饑食渴飲，冬裘夏葛”乃是人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需要，謂之“天職”。“若致些私吝心在”，則“天職”便轉化為“人欲”。“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急，則侵奪而致仇怨”。程頤指出，“人欲”的實質是“私利”，乃是天下紛爭的根源。而“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因此要“識仁”，既“識得此理”，還要“以誠敬存之”，學會節制一己之私利的“人欲”。官員要認清權力來源，學會妥善使用權力。程頤認為要堵塞動亂之源，唯有運用教育使人“復天理”“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只要民眾進行“格物窮理”和“存心養性”，追求內在的自我超越、道德完善，皆能達到圣人、仁人之境界，從而實現治國安邦的終極目標。二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者和理學創始人，重視道德規范和道德修養，主張以天理節制人欲，以道心統帥人心，以成圣成賢為人格追求。
二程思想以復興先秦孔孟之道為宗旨，繼承了儒家經典中仁義禮智信等心性修養，糅合釋、道二家之觀點，提出客觀自然的天理是宇宙的唯一本體，而天理既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人的先驗的道德本性和社會的綱常倫理，故被后世稱為“心性之學”。二程將誠、敬提到修身之本、成事之基的高度，包含樸素的理性主義因素。其專求“內圣”的經世路線及“尚禮義不尚權謀”等思想，強調通過道德自覺達到理想人格的建樹，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南宋“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師承程門三傳弟子李侗，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學說，形成一個龐大的、嚴密邏輯體系的學說，與二程合稱“程朱理學”。程朱理學思想對后世中華傳統文化影響極大，可謂深刻而廣泛，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底蘊深厚。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文章中引經據典，并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等場合專門提到程顥、程頤兄弟，正是希望廣大黨員干部能夠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吸收智慧，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將中國人講理、識理，通過自治而治人的修身傳統發揚光大，從而助力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
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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