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為儒門稱道的至德，《論語》中僅一見：“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見。這七見中，孔子均未就其內涵作具體闡述。后儒就此多所發揮；近現代學者對此亦很重視，然論述不一，或以為符合辯證法，或以為是形而上學。近年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一文，綜諸說，考字義，有新解，認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實含義為“遵循周禮準則奉勞不已。”從孔子的道德理論學說意義上看，此說頗為合理。然就哲學意義上，特別是從方法論意義上看，孔子講“中庸”似有更深的內涵。茲試論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義，郭沫若說有“中心”、“圓心”之意，作為動詞有“命中”之意。朱熹言“中只是個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稱對、稱好、表贊同，亦說“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說文》云：“庸，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庚為更事，即改事。庚又有續義，孔子尊周禮，以周禮為標準、為中，故中庸即“遵循周禮準則奉勞不已。”
對“中庸”更進一步的解釋，要注意“庸”即用的連續性：用之不已。不已即不斷，是不斷地、經常地、持久地運動。朱熹所言“中只是個恰好道理”，即今百姓所言“正好”是也。這個“正好”是什么意思呢？即既不走極端，又不搞折中主義，不取“中間路線”，而是以原則為主導兼顧對立面的意思。
為什么又是不搞折中主義，不取中間路線呢？因為孔子主張“和而不同”，取中間，即把事物平分為二，彼此等同，也是一種極端。正如孟子所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而孔子所取的是“和”：“和為貴”，不是“同”。如果搞折中主義，對立的雙方等同了，就是無差別境界，是靜止的，事物就不能發展了，那就意味著毀滅。所以，“中庸”之中，不是“折中主義”之中(即同)，而是和，這才是“正好”、“恰到好處”，說穿了，是說在運動中把握平衡，是不平衡的平衡，即堅持原則，但不死守原則，要兼顧對立面。
我們知道，孔子尊崇周禮，講仁政禮治，“克己復禮為仁”，以周禮為基本原則，這是不能隨意動搖的。在堅持這一原則的前提下，可以根據現實情況有若干變通，通過適當的變通實行周禮的大原則。這在方法論上有積極辯證法的合理成分。
以今觀古，孔子的失誤主要不在方法論上，而在其政治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即周禮上。周禮的本質是等級制社會關系，與今天的民主制不相容。這是孔子無法超越的時代局限。
? 轉自：國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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