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慧”在全球治理變局中彰顯

　　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年度《世界投資報告》主筆之一、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梁國勇近日發布《全球變局與中國智慧：改革開放40年之際的回顧、展望和建言》，對中國過去的發展經驗進行梳理和總結，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進行探索和展望。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而中國經濟的新轉型也在消費、服務、數字智能化和綠色轉型上有著“溢出效應”。2018年的世界和中國經濟需要“降速增長、加速轉型、避免危機、持續發展”。

（圖片來源：互聯網）

　　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經濟總量以及進口和對外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中國在推動全球化、反對逆全球化方面的作用顯著增強。面對質疑，中國也開始強調提升全球化的正面效應，使其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與此同時，在全球治理體制的演進過程中，中國開始走向前臺，“中國方案”開始發揮重要而獨特的引領作用。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改革的重大貢獻。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近日發布的《全球變局與中國智慧：改革開放40年之際的回顧、展望和建言》主題報告如是指出。

　　報告稱，從世界范圍看，“一帶一路”倡議是目前關于國際經濟合作和發展最為重要的議程，其涉及范圍、實施規模和潛在影響都是空前的。與傳統模式基于協定的硬性規則約束不同，“一帶一路”強調各國發展戰略的協同，強調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開拓了基于發展伙伴關系理念的國際經貿合作新方向。“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指導原則。第71屆聯大通過的關于“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決議將該原則納入其中，這表明來自中國的理念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從實施進展看，在中亞和南亞等方向，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已經結出“早期收獲”的碩果。對外工程承包也較好地反映了這方面的最新進展。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合同額猛增36%至1260億美元，占比達52%，較上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2017年又增長15%至1440億美元，占比進一步提高。

　　“‘一帶一路’的推進意味著中國發展模式在海外的延伸，意味著發展資源的共享和發展經驗的傳播，從而為沿線國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梁國勇認為，如何變“雙贏”的潛力為實益，取決于各國、各利益相關方的有效合作，也取決于審慎的規劃和有力的實施，尤其重要的是將宏觀層面的經濟合理性建立在企業層面的商務可行性基礎之上。“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機制建設是基礎。以下幾方面尤其值得重視：其一，“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和相關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對接機制；其二，“一帶一路”實施與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推進機制；其三，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社會進步的協調機制。無疑，“一帶一路”在宏觀層面的成功離不開項目層面經濟、環境、社會的三重合理性。對中國而言，應在輸出資本和產能的同時，輸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對于“一帶一路”倡議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很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全面分析、深入探索。梁國勇建議考慮設立國家級、國際化的“一帶一路”研究院，為機制建設、戰略規劃等方面的重大決策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如果說“一帶一路”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實體經濟方面，那么人民幣國際化則在金融領域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施加著重要影響。自2009年起，人民幣經歷了一個高速的國際化進程，人民幣結算占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已超過1/4。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被正式納入IMF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權重排名第三的事實表明，人民幣具有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儲備貨幣的巨大潛力。梁國勇表示，人民幣作為“世界貨幣”的崛起將有助于推動一個更加多元、穩定和有韌性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也體現了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改革的貢獻。

　　“經濟成長和超越的過程也是中國在全球治理中作用不斷增強的過程。個別西方國家表現出來的收縮和避責也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面對各種分歧、阻力和不確定性，梁國勇建議，首先要調動積極力量，強調共識建設。在反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努力推動對于開放、結構改革和可持續發展的共識是非常必要的。其次要注重增量改革，布局新興領域。例如，在國際金融領域，貨幣金融合作可望成為發展融資之后的另一個“抓手”。再次，要多個層面發力，完善治理體系。在經濟領域，全球治理一直呈現多層次特征，區域和雙邊層面的機制在多邊體系之外發揮著重要作用；另外，面臨多邊困局，諸邊、區域和雙邊層面的合作在全球范圍內的重要性顯著提升。

　　中國的發展經驗具有世界意義

　　“中國的發展經驗具有世界意義，是中國對世界的巨大貢獻。解讀‘中國奇跡’，總結‘中國經驗’，有利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和借鑒，也有利于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探索。”CCG特邀高級研究員、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于近日發布的《全球變局與中國智慧：改革開放40年之際的回顧、展望和建言》主題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40年來的增速之快、影響之深遠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空前的。

　　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達到82.7萬億元，以年底匯率計算，合12.6萬億美元，與美國經濟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從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無足輕重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高速崛起使十幾億人擺脫貧困，也從根本上重塑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

　　“中國模式”成就“中國奇跡”

　　報告指出，從內部看，中國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主導下的金融深化和投資驅動下的工業化及基礎設施建設。可以說，制造業、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大規模投資和超常規發展是“中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外部看，出口促進和利用外資兩翼并重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抓住了冷戰以后強勢全球化，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空前機遇，迅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確立了自身的優勢地位。中國經濟有效地借助了外部市場、資本、技術和資源實現了長期高速增長，而開放帶來的其他隱形收益也不可低估。就外向型經濟發展和“發展型國家”的作用而言，“中國奇跡”在一定程度上是“東亞奇跡”的延續，兩者也具有類似的文化背景。然而，前者在經濟規模、影響力，以及經濟體系復雜性、多樣性、前沿性等方面遠遠超越了后者。現在，一個以中國為頭雁的“新發展雁陣”正在形成，其范圍不僅在亞洲，更延伸至非洲、拉美……

　　市場經濟基本格局未改

　　梁國勇認為，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礎。然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有其特殊性。這首先反映在“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的特征上。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共存、共生，相互交易、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相互參股，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經濟生態系統。這種多樣性和復雜性帶來了高于單一所有制經濟系統的靈活性、適應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其前提是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和公平競爭機制的有效性。雖然“三國演義”進入新的一章，但“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從國家—市場這一基本關系看，一個具有超強地位、發揮超強作用的政府是中國經濟體系的重要特點。

　　“新轉型”將塑造中國經濟未來

　　在梁國勇看來，“中國奇跡”背后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現取決于不同層面、內部外部眾多因素作用的疊加，從宏觀上則涉及多重轉型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合力。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史是一部市場化、國際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幾方面緊密交織、協同演進、共同推動經濟增長的歷史。這幾方面的“傳統轉型”將繼續深化，而消費轉型、服務轉型、數字化及智能化和綠色化四方面的“新轉型”將塑造中國經濟的未來。

　　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其獨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是動態調整、不斷優化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時，這離不開對原有發展模式存在問題的反思。

　　可以預見，隨著二次改革、深度開放和經濟“新轉型”的推進，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將不斷演進和完善。實際上，“發展是硬道理”在中國正被賦予全新的內涵，可持續性、包容性、經濟增長質量和人民現實需要的重要性空前提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需要向“效率和公平并重”轉變。同時，隨著資本、技術以及發展經驗的輸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也將獲得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

　　中國經濟新轉型給世界經濟帶來“正溢出效應”

　　“新時代”新在哪里，對中國和世界經濟意味著什么？中國在消費增長、服務業發展、數字化（智能化）和經濟綠色化等方面的新轉型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正溢出效應”。CCG特邀高級研究員、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近日發布的《全球變局與中國智慧：改革開放40年之際的回顧、展望和建言》主題報告指出，中國經濟新轉型將是全局性、歷史性的，其影響也具有世界意義。

　　梁國勇認為，中國經濟的未來取決于如何以“新轉型”推動“新增長”。“大分化”將在高效率、高附加值、價值鏈高端、具有可持續性的“新經濟”與低效率、低附加值、價值鏈低端、環境社會代價大的“舊經濟”兩者之間發生，其影響也將是跨越國界的。對產業政策和金融服務而言，應強調對“新經濟”做加法，對“舊經濟”做減法，以尋求中國經濟更高效、更具國際競爭力和更有發展后勁的“新均衡”。須對經濟各方面的“新轉型”予以長遠通盤考慮，也有必要考慮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

　　消費轉型是世界機遇

　　報告稱，2018年，中國的消費總額有望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這將是繼2010年中國制造業“超美”之后的又一重要標志性事件。實際上，中國仍是“世界工廠”，并且重要性還在提升，中國制造業企業沿價值鏈的升級也在高速推進。然而，與此同時，隨著消費和進口的高速增長，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市場”。從國內看：伴隨經濟增長動力的結構性變化，消費在“三駕馬車”中的主導地位日益顯現；同時，“主力”消費者及其偏好、“主流”消費渠道和模式也在發生重大變化。從國際看：中國進口高速增長，有力地帶動了貿易伙伴的經濟增長。“中國的消費轉型不僅是中國的機遇，也是世界的機遇。”梁國勇認為，“中國消費者”將成為“中國工人”之后世界經濟中的又一個決定性力量。

　　服務轉型起步走

　　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的一輪服務轉型已經啟動：在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41.8%躍升至2009年的43.4%。之后幾年，該比例保持基本穩定；自2012年以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持續提高，于2015年首次過半，2016年達到51.6%，超過第二產業11.8個百分點。“中國產業結構中服務業占比明顯偏低，這與中國經濟自身的特點有關，也與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定位有關。”梁國勇指出。

　　梁國勇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經濟長期的服務轉型實際上才剛剛開始。服務轉型意味著中國經濟和社會從工業時代到后工業時代的轉變，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亞于工業化。從目前的情況看，服務業規模的擴大和競爭力的提升并未在國際貿易上反映出來，中國近年來出現了巨額的服務貿易逆差。有效的“再平衡”需要清晰的“再認識”：實際上，巨額服務貿易逆差絕大部分來自居民出境旅游和境外消費，而國內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國際財富效應”影響不容低估。在國際收支面臨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有效的政策應對顯然是必要的。

　　數字化轉型助推數字巨頭“走出去”

　　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換道超車”的范例：2013年，阿里零售平臺交易額達2480億美元，超過Amazon和eBay的總和；2014年，中國網絡零售滲透率達到10%，超過美國；2016年，中國移動支付規模8.5萬億美元，達到美國的70倍；2017年，螞蟻金服的余額寶超越摩根大通成為全球最大的貨幣基金。

　　“如果說中美兩國是世界經濟數字化進程中的領導者，那么在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領域，中國也開始與美國展開強有力的競爭。”梁國勇指出，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將深刻影響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和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從國際上看，相關領域的中國技術、資本和商業模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出去”，中國的數字經濟巨頭均已在海外進行了規模巨大的投資和布局。

　　綠色轉型推動全球綠色發展

　　在梁國勇看來，綠色轉型是中國經濟整體從高消耗、高污染、高環境社會代價到低消耗、低污染、環境社會友好的轉變。面對資源、環境、生態、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全球挑戰，綠色經濟的建設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相應地，綠色轉型中所蘊含的研發、技術、投資和產業機遇也是世界性的，代表了新的增長極和國際競爭的制高點。激烈的競爭在所難免，而中國在節能減排、綠色發展方面的積極姿態勢必推動相關領域的投資、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毫無疑問，中國經濟的綠色轉型將持續推動全球綠色發展。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呈現綠色、智能化、集成共享的全新形態，“新轉型”也將重塑國人的日常工作生活，重塑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何芬蘭）

　　轉自：國際商報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