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由此進入快車道。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成為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要依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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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世界上著名的三大灣區——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有著獨特的優勢。在認清粵港澳大灣區優勢的基礎上,應當重點分析解決一些阻礙大灣區定位發展的因素,積極學習國外灣區建設經驗,最終實現對內提升粵港澳融合發展水平,對外推進我國整體開放水平。
粵港澳大灣區在人才、金融、產業體系、地理位置、基礎設施等領域存在明顯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總人口約6659萬,龐大的人口基數、眾多國內外人才聚集,使其具有巨大的“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廣州及深圳也具有很強的金融中心屬性,各類金融資源豐富,跨境業務空間很大。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體系健全,既有佛山等一批制造業集群,又有深圳這樣的科技創新產業基地,還有香港作為金融產業和服務業的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地處中國南部,背靠中國內陸腹地,對外可輻射東亞、東南亞各地。大灣區目前的基礎設施已具貫通的條件,北京到香港的高鐵互通、港珠澳大橋建成,一小時內的大灣區高鐵半徑形成,全程涉及到大灣區的11個城市。
同時也要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面臨著一系列挑戰。首先,廣東、香港和澳門是在政治制度、政治體系、經濟體系和行政體系上都有差異的三個地區,三地在法律、稅務等一些配套設施上也多有不同。比如在相關稅收方面,香港人在內地工作超過183天,就要額外繳納稅收,只有停留少于183天,才只計算內地所得工資。這類差異對于大灣區的人員、人才交流影響很大。除了上述軟性層面,目前的人口流動、交通運輸等硬件上也還有一些欠缺。
要克服上述問題,目前看來可以從多方面著手,從疏通整個灣區網絡入手,以市場為主導,以政府合作為輔助,共同將三地的不同制度文化和目標訴求融入到一個市場網絡和愿景中來。這些工作包括:
建立灣區“大腦中樞”機構,統一協調三地事務。粵港澳大灣區涉及到兩個特別行政區和9個城市的協調,需要國家成立大灣區相關領導機構,形成中央建立領導機構、相關部委協同和粵港澳參與的機制,還要建立起具體的協調機制。
推動整個灣區人員的自由流動,解除大灣區對人員流動的限制,在稅收、簽證政策方面出臺對香港、澳門更開放的政策。比如規定,大灣區內部人員不管是從港澳去內地,還是從內地到港澳,如果是短期工作,一兩年內在納稅、簽證方面盡量簡化。
香港、澳門與內地的公共交通仍需進一步互通。由于香港很多年輕人面臨著購房難的問題,如果大灣區最終能夠形成三地互通,借助便利的交通,可以實現大灣區內居民“在港上班、在內地居住”的可能,這不僅能夠解決香港的住房難問題,還能為年輕人提供機會,有助于社會穩定。
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財富管理中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海外資金,而當地財富也需要有相關機構管理,這有利于促進大陸資本市場的發展,減少資本市場的波動。如果能夠打造大灣區財富管理中心,不僅能夠吸引資金,本身對大灣區的金融支持也會非常大,同時還有利于培育和促進大陸的金融市場。
利用地區龐大的市場和資源,使大灣區成為生產、運輸、推廣、銷售方面全面良性循環的生產基地,把大灣區的人流、資金、物流的長處發揮到最大,并把各個城市聯合在一起。
以香港為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資本市場、引進外資方面有獨特的優勢,香港的金融市場可以更好地發揮吸引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企業來上市的作用,包括吸引印度、中東、美國、歐洲等地區的企業。如果能把海外優秀的公司引到香港上市,這有利于推動香港的資本市場發展,進而為大灣區建設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依托大型科技企業、科技人才,把全球最優秀的科技人才引進來,同時能夠利用大灣區強大的市場、先進的人才優勢和科技優勢,把大灣區打造為國際高端科技制造中心。
有理由相信,依靠我國現有的發展基礎以及國家戰略層面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一定能夠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產業城市集群。【全球化智庫(CCG)主任 王輝耀】
轉自: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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