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旺：從晚清洋務運動的失敗看企業變革的時機

　　洋務運動的失敗，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巨大的遺憾。如果成功，中國這艘巨輪早已崛起于世界第一強國;而失敗之后，中國直到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才得以重新崛起，民族復興。讀洋務運動的得失成敗，對于企業變革有著巨大的借鑒意義。
 

　　洋務運動做了些什么?
 

　　清朝末葉，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遭遇了幾千年來最為腐朽、最為黑暗的時代。兩次鴉片戰爭，轟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震醒了昏昏欲睡的權貴達人，幾次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更讓舉國蒙羞，曾經的東方強國，淪為待宰羔羊。外患更有內擾，太平天國縱橫數省，雖被剿滅，但也極大沖擊了清王朝的斷垣殘壁，帝國大廈搖搖欲墜。
 

　　當此之時，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中國與西方列強的巨大差距，在軍事、經濟、體制、文化等諸多方面，西方已經大步走在了中國前列，不奮起直追只會國破家亡。于是，產生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進步思想，發出了“自強”“求富”的吶喊。為了救亡圖存，朝廷以恭親王奕訢為主，地方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以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主要手段，持續了30多年，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洋務運動雖然沒有實現富國強兵、挽狂瀾于既倒，但也給病入膏肓的王朝打了一劑強心針，成為當時一道耀眼的光芒。
 

　　大體說來，洋務運動做了這么些事：
 

　　其一，推動了中國近代軍事工業化。西方強國之所以能夠欺凌中國、巧取豪奪，倚仗的就是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洋務派”將發展軍事工業當作突破點，視興軍強兵為第一要務。從1861年曾國藩創辦安慶內軍械所開始，隨后出現了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中國人開始自己生產槍炮輪船等軍工產品。為培養新式軍事人才和專業兵種，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江南陸軍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培養了與西方接軌的新型國防力量。還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軍，為增強海防、抵御外侮起到了積極作用，成為世界近代海軍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二，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洋務軍事運動啟蒙了中國近代工業，也吸引了一些地主、官僚、商人投資軍工企業和民用工業，從中獲取利潤，成為資本商人，如張之洞的漢陽鐵廠就由官商合辦。民族工業中比較著名的有上海發昌機器廠、繼昌隆機器絲廠、上海工和永絲廠等。民族資本家也涌現出來，中國第一實業家張謇發展民族工業，“以一人救一國”，就受洋務派人物張之洞的影響和支持很大。
 

 

　　其三，開啟了文化教育的近代化。洋務派開辦“新學”，資助留洋求學，辦刊譯著，傳播西方思潮和文化，打開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口，也促進了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思想的形成。特別是創辦了新式學堂，培養翻譯人才、從事譯書等活動，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一些船政、武備學堂，選拔和輸送優秀學生走出國門，廣泛學習世界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成為近代中國在軍事、船務、鐵路等方面的杰出人才。
 

 

　　順應了時代要求的洋務運動，為何終告失敗?
 

　　毋庸置疑，洋務運動是清王朝飽受殖民主義侵略，處于風雨飄搖、分崩離析的前夜，開明之士和中堅力量采取的一場“救贖”式變革，具有進步的時代意義，改變了社會風氣，埋下了革命種子。雖然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但也抵御了外國勢力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延緩了殖民化進程。然而，甲午戰爭隆隆炮火，徹底轟碎了洋務革新派強國救亡的夢想。究其失敗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其一，沒有認清中外之間巨大差距的真正所在。洋務運動堅持“中學為體”，改革的著眼點聚焦在軍事工業上，而沒有認識到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是落后挨打的內在原因。他們不敢于也不愿觸動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而是極力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無法調動全社會力量，勞苦大眾仍然處于幾座大山壓迫的水深火熱之中。失去了廣泛民眾支持，而且在內部還有抱殘守缺的“頑固派”激烈反對，僅僅依靠士大夫之中的覺醒力量，必然勢單力薄，行之不遠。
 

　　其二，清王朝內憂外患，日薄西山，已失去了改革的最好時機。清朝堅持“閉關鎖國”的國策，不與外界從事外交、貿易往來，已經落后了西方一大截，而且滿漢之間的對抗、權貴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從來就沒有消除過。如果清政府能早幾十年看到這樣的差距，推行類似洋務運動這樣學習先進技術、追趕西方國家的國策，對內緩解民族矛盾，在危機到來之前進行變革，則勢必要順利得多，能夠大步縮小與西方的差距。
 

　　其三，洋務運動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外侮，但洋務派在其所主持的外交活動中，迫于外國強勢而采取“和戎“妥協的外交政策，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投降，與發展洋務的初衷大相徑庭。這既給處于對立面的”頑固派“以攻擊口實，執政者難以過多放權支持，甚至流于口頭支持而實際推阻，使洋務派自身也信心不夠，形成虎頭蛇尾。甲午戰敗之后，也就無力為繼了。
 

　　企業變革，應當事在機先，抓住最好時機
 

　　洋務運動的失敗不同于維新變法，后者是被掌握實權的反對派直接撲滅扼殺，比較而言，前者受到的阻力要小許多，參與面更為廣泛，主持者更有實力，其實際意義、社會效果也截然不同。但是，清王朝當時沒有抓住歷史的最好時機，推動社會全面變革，導致洋務運動的嘗試和努力也消沉在歷史塵埃之中。
 

　　放眼今時今日，不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都要隨時面對紛繁復雜的外部形勢，新技術、新理念、新局勢的出現，都要求決策者盡早做出戰略性變革，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實現創新轉型升級。何種階段什么時期采取變革，怎樣把握先機，就顯得尤為重要。提前性變革、反應性變革和危機性變革，將會產生不同的結局。
 

　　洋務運動是典型的危機性變革，清王朝內憂外患，步入沒落，此時只看到軍事工業上的差距，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遠遠不足以讓清王朝煥發生機，恢復肌體健康。從變革時機上來看，已失去了變革先機，此時的變革成本與變革成效相去倍蓰。
 

　　當年，美國柯達盛極一時，占據了一半以上的世界膠卷份額，他們還生產出了世界第一臺數碼相機。但是他們無視數碼相機這一新技術將對傳統照相帶來的顛覆式革命，在數碼相機開始嶄露頭角、初顯鋒芒時，固執地認為數碼照相技術還很低端，不足以撼動傳統照相的統治地位，仍然我行我素地通過擴大生產來維持日益萎縮的膠卷市場。幾乎就在一夜之間，數碼旋風卷起的濃濃寒意，讓這個龐大帝國迅速崩潰。其時，柯達已擁有數碼技術，但沒有及時實現技術轉型，走向沒落理所當然。如今，手機照相技術日新月異，已有取代數碼相機之勢，數碼相機將何去何從?

 

　　作為“BAT”三巨頭之一的阿里巴巴，在1999年創業之初，就遭到了資本追捧，一時風光無限。將自己定位于全球互聯網公司，在美國“硅谷”設全球總部，在韓國、香港、歐洲設立分部，中國總部也由杭州遷到上海。隨后，互聯網迎來“冰河季”，泡沫經濟讓阿里巴巴一度處于生死邊緣，此時阿里巴巴燒錢的速度十分驚人，早已入不敷出，最后的融資也眼見告罄。在這危機時刻，關明生進入阿里，掀起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看到了成本奇高而業務狹隘的海外市場是目前阿里最大的障礙，提出了“三個B2C”的戰略，即回歸中國、回歸沿海、回歸中央，將中國內場作為商業主戰場。很快關閉了海外幾個分部，裁撤了大量高薪的海外人員，為阿里止住了最大的“出血點“。2001年最后一個月當月實現盈利，2002年全年實現收支平衡，2003年全年贏利1億多元。從此走上良性發展大道。這是提前性變革給企業發展創造的極大生機。后來的阿里，在與京東對決中推出了天貓;在支付變革中推出了支付寶，進而演化為螞蟻金服;在物流領域里推出了菜鳥物流。這些，都孕育著企業一次次的演化與變革。這，也是阿里崛起的內在原因。
 

　　中國石化是一家央企，營收多年居于世界前三。作為一個結構單一的能源企業，隨著國家能源政策調整和石油、天然氣資源的萎縮，中國石化很早就看到了企業可持續發展潛藏的危機，一直走在改革轉型的路上。如積極開拓海外勘探、煉化市場，實現潤滑油、天然氣專業化運營。特別是引入國外零售理念，在旗下3萬多座加油站開設“易捷“便利店，開辟油品之外的多項經營，成為全國最大的品牌連鎖店。經過10年發展，營收已占其整個銷售的三分之一，并每年以50%以上高速增長。而在2017年10月，京東與中國石化銷售強強聯手，戰略合作，其品牌專柜入駐”易捷“店，打造全國最大的無人售賣店，互聯網新銷售模式將為中國石化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我們常說，危機往往蘊藏著生機。此話固然不無道理，但如對危機的存在視而不見，或是估計不足，則會讓危機變為危險、危難，喪失變革的最后時機，導致企業的敗亡傾覆。其實，任何一個企業都要有前瞻性眼光，在危機尚未到來之前，未雨綢繆，把握先機，做好提前性變革，則變革的成本、遇到的阻力要小許多，也最易實現新的飛躍。

        轉自：中國產經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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