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國內金融市場融資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貸款占比下降，債券占比明顯提升。”數據顯示，一季度末，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存量中的占比升至約32.0%，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
融資結構是衡量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適配度的重要標尺。上述變化，表面看是融資工具結構的調整，實則映射出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金融供給方式、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以及風險分擔機制的變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模式，正從高度依賴信貸擴張，向注重結構適配、功能協同與效率提升轉變。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期。科技創新、先進制造等領域，對資金期限、風險偏好、融資成本及穩定性提出差異化要求。單一融資供給模式，已難以承接高質量發展階段復雜的要素配置需求。由此來看，融資結構之變，正折射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新邏輯，并具體體現在金融供給、資金配置和風險分擔等方面。
一是從“信貸主導”向“股債貸協同”轉變，金融供給更注重功能適配。
在快速工業化階段，較高比例的間接融資為規模化資本積累提供了有力支撐。但在經濟動能轉換期，信貸供給模式的局限性日益顯現，信貸資金天然追求確定性和穩健收益，而產業升級則不可避免地伴隨著風險。
因此，貸款占比的相對回落，并非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的減弱，而是金融工具分工深化的自然結果。不同金融形態的風險偏好與資金久期存在差異：銀行信貸更擅長服務現金流可預測的穩健經營主體；債券市場更適宜承接期限長、規模大且具備一定信用基礎的標準化融資需求；股權融資則更適合支持科創企業跨越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階段。而如今的融資結構之變，正在促使各類金融工具發揮比較優勢，在企業全生命周期中形成更為平滑的資金接力。
二是從“看抵押”向“看前景”轉變，資金配置更注重產業成長邏輯。
資金能夠形成有效接力，前提是建立適配的資產評估與定價邏輯。傳統信貸框架本質上是一種“向后看”的風險定價模型，高度依賴有形資產抵押與歷史財務表現。這套標準在重資產工業時代行之有效，但在面對以輕資產為主的科創企業時，往往具有局限性。
隨著新經濟的價值錨點轉移，企業價值創造的核心要素逐步向技術、數據和智力資本傾斜。若固守舊有資產評估邏輯，容易陷入評價悖論：資金傾向于為可確權的“過去”買單，卻難以精準賦能高彈性的“未來”，進而導致“重實物資產、輕無形創新”的供需錯位。直接融資占比提升的價值，在于豐富金融體系識別企業潛力的維度。股債等工具通過市場化定價，將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引向不同類型的實體需求，有助于金融資源更好跟隨產業前景與企業成長曲線。
三是從“風險集中”向“風險共擔”轉變，金融體系更注重韌性建設。
微觀層面的創新風險分擔，在宏觀層面體現為金融體系整體韌性的提升。在高度依賴信貸的融資格局下，個別行業的風險往往沿著借貸鏈條，最終匯聚于銀行體系。這種較為集中的風險累積，在面對局部行業周期調整時缺乏足夠緩沖空間。
直接融資占比提升，為風險緩釋提供了更具彈性的市場機制。股票與債券市場的核心功能不僅在于籌集資金，更在于通過價格信號、信用利差和估值波動，將風險分散至具備不同承受能力的多元投資主體中。這種從“機構集中承載”向“市場廣泛共擔”的機制切換，客觀上降低了單一渠道的系統性風險敞口。
當然，融資結構優化也對金融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要求。直接融資市場穩健運行，建立在信息披露透明度、信用評級公信力以及違約出清機制有效性之上。唯有制度建設與融資結構同步演進，才能真正實現風險的合理定價與分散，防止融資鏈條脫離實體需求、風險傳導復雜化。
總之，融資結構之變，實質上是金融供給與實體經濟需求、產業轉型方向和風險分擔機制進行深度適配的過程。金融體系逐漸淡化對單一信貸的依賴，轉而通過“股債貸協同”將資金引向新動能孕育的關鍵領域，這既是金融體系的自我完善，也是不斷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的客觀要求。（蘇向杲）
轉自：證券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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