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等許多文明都曾熠熠閃光，照亮人類文明前進方向。其中也包括中華文明。
推動中華文明進步的思想文化浪潮至少有七次。
（一）諸子百家
前770年，東周拉開序幕。隨著繻葛之戰爆發，推倒了社會變革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中華民族歷史航向從此改變。王室日益式微，中國社會由周天子一言九鼎乾坤獨斷，逐步轉變為諸侯蜂起群雄爭霸。
對社會發展產生根本性影響的因素，是思想文化教育不再為上層統治者獨享。宮廷所獨有的典籍、禮器、知識、歷法、宗法、制度、手藝、規范……包括人才，逐步流向社會，激發了空前的社會發展活力。
在社會結構調整中，一個特殊階層——“士”走上歷史舞臺。他們以擁有知識崇尚理想、思想獨立見解獨到、行俠仗義注重名節、流動性強能力出眾等特點，成為春秋戰國一道靚麗風景。特別是大批思想大V涌現，催生了一系列上觀宇宙下啟民生、洞悉人性經邦濟世的思想學派，引發了一場思想文化大爆炸。
主導社會運行的力量主要有兩種：一是權力和地位，二是知識和思想。前者形成政統，后者形成道統。當知識與思想強大時，社會便可能走向文明。當權力地位絕對主導時，社會大多走向野蠻和崩潰。
春秋戰國便是知識與思想在社會舞臺大放異彩的時代。
觸發這場思想文化大爆炸的重要推手是私學興起。各類學人為傳播自己思想理念，不僅著書立說，而且廣收弟子有教無類。如孔子號稱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
在40余年教學生涯中，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只是傳播和弘揚前人觀點，特別是周公禮教思想。而實際上，通過整理、提煉、編訂《詩》《書》《禮》《樂》《易》《春秋》等作品，以及隨時隨地與弟子切磋交流，孔子的思想主張不但事實上存在，而且漸成體系。
客觀地說，先秦儒學是中華思想文化一塊璞玉。其思想內涵既存在不少糟粕和局限，又蘊含寶貴的精神價值。比如儒學提出“君仁則臣忠，父慈則子孝，兄友則弟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等觀念，既對王權提出規勸和約束，又包含權力與義務對等理念。這種對等原則，蘊含著人格獨立要素。
除儒學外，先秦還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縱橫家、農家等許多思想流派。各學派從不同角度觀照社會與人性，各美其美，均有重要人文價值。例如楊朱學派，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個人權利問題。
百家爭鳴的典型代表，是一個對中華文化影響深遠的高端思想交流平臺——稷下學宮。
該平臺雖由齊國官方舉辦，但由學界自行管理，匯集天下賢士，如孟子、荀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申不害等，幾乎囊括諸子百家。各學派風云人物紛紛在此設壇講學，聽眾多者數百。大家交流、質疑、論爭、辯難，形成一個持續150余年的思想文化百花園。
春秋戰國諸子爭鳴，是中華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時空跨度、思想高度、領域廣度及深遠影響，在中華文明史上絕無僅有，與同期古希臘、古印度文明交相輝映。其思想成果為中華文化奠基，至今仍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基礎和思維底色。
（二）兩漢經學
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詢治國方略。博士董仲舒的建議受到漢武重視，策對三次。
“董仲舒方案”重點解決三個關鍵問題：
一是皇帝統治合法性問題。董仲舒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二是統一意識形態。董仲舒以孔子儒學為基礎，再按漢武所需加以改造，并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從一個民間思想學術流派，提升為全社會統一的價值觀，打造為政統服務的道統體系。三是搭建社會秩序結構。董仲舒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創造性地改造為“三綱五常”。規定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都必須無條件服從。故此，整個社會便形成一張無形大網，鎖定每個人的社會角色和屬性。同時，用家庭倫理綁定國家治理，家國同構，形成一個以帝王為核心、環環相扣的社會秩序結構。
改造后的“儒學”與孔子思想相去甚遠，實質上成為儒表法里、陽儒陰法的“董學”。
前124年，丞相公孫弘奏請設立太學，建議通過制定標準教材、教學規范及相應制度，以高官厚祿為指揮棒，強力引導和推動。
然而與此同時，另一個相關問題亦有待重視。
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曾頒布《挾書律》，規定一切書籍都歸皇家所有，嚴禁民間擁有。22年后漢惠帝廢之。于是經常有人出土私藏的先秦典籍，如伏生、孔鮒等人。這些劫后余生重見天日的藏書多以六國文字書寫，而且其中有的內容與朝廷制訂的標準教材不一致。
為確保標準教材權威性，朝廷采取授官、贖買等手段，搜集各類先秦典籍，封存于皇家書庫。
前26年，黃門郎劉歆奉詔與父劉向一起整理皇家書庫，接觸到許多塵封多年的先秦文獻，發現它們與推行一百多年的標準教材有很大差別。于是在劉歆帶動下，一批學者開始鉆研先秦典籍。
因隸書形成于秦末，應用于西漢，所以劉歆等人便將出土的先秦《五經》稱作古文經，將用隸書寫成的官學教材稱作今文經。實際上此前民間研究古文經的現象一直存在，只是沒有“古文經”之稱呼而已。
縱觀“獨尊”百余年，今古文經呈現不同發展路徑。今文經從誕生起便是朝廷御用工具，為帝王政治服務。在學理方面，從注疏、訓詁到讖緯、神學、神化，一步步走向繁瑣、僵化、妄誕，越來越烏煙瘴氣。相對而言，古文經不僅內容存在價值，而且治學者重義理重考據，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學術該有的味道，逐漸廓清先秦儒學本來面目，并形成許多現實成果。如揚雄《法言》雖僅2萬言，但批評今文經讖緯神論，字里行間蘊含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對中國歷史學術思維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亦顯示出難能可貴的衛道精神。劉歆不僅是中國校讎學、目錄學鼻祖，而且首次提出造字基本法“六書”，為后世開啟古籍寶庫提供鑰匙。
然而面對潑天富貴，人性有時經不住考驗。恰恰是古文經學旗手劉歆，為求前程出賣良知，將古文經推向驚濤駭浪。
原來，大司馬王莽為拉攏劉歆，連續破格提拔。劉歆則投桃報李。為給王莽篡漢提供依據，劉歆不惜對古文經典籍做了系統性篡改，大量偽造，以證明王莽是天選之子。而王莽不僅樂見其成，而且莊嚴地將古文經確立為官學。古文經學也就此迎來高光時刻。
隨著王莽政權日薄西山，劉歆也很快謝幕。
東漢建立后，為掃清王莽余毒，朝廷恢復今文經官學地位。但古文經學事實上已形成重要影響，所以今古之爭持續存在。
相對于今文經高居廟堂，古文經研修者則大多采取“精舍”等私學模式。如名噪一時的左傳精舍，姜肱精舍、劉淑精舍、檀敷精舍、包咸精舍等。
東漢后期，隨著許慎、鄭玄、何休、盧植、王肅等諸多名宿大儒兼修今古，特別是在鄭玄等經學領袖主導下，今古兩派乃化干戈為玉帛，融合到一起。此后千余年未再發生重大紛爭。當然由兩派思想分歧所衍變的不同觀念一直存在，且時有表現。
兩漢經學雖總體上由朝廷主導，但仍然具有一定歷史價值。一是完成了中華思想文化大一統；二是發揮道統作用，建立了德治范式；三是形成了民族核心價值觀，增強了民族文化認同；四是奠定了中華文明知識體系；五是塑造了新的民族性格；六是構建了穩定社會結構。
（三）魏晉玄學
東漢末天下大亂，朝綱不舉禮崩樂壞。儒學獨尊的光環逐漸黯淡，道家思想卷土重來。至魏晉，玄學成為重要文化思潮。
玄學大致分四個階段。
一是正始時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
何晏是漢末大將軍何進之孫、曹操養子及駙馬。
針對漢代經學之弊，何晏以道家“無”為本體闡釋儒家名教，開創了以清談為特征的魏晉玄學。著有《道德論》《無名論》等作品。其《論語集解》對后世影響巨大。
王弼比何晏小34歲，深得何晏賞識。王弼不僅將何晏開創的玄學推向新高度，而且完成了體系化建設。他主張“以無為本”，“無”是萬物本源。其《周易注》《老子指略》《周易略例》等著作，深刻影響后世文學、藝術與哲學。特別是王弼所作《老子注》，建立了后世二千余年老子思想闡釋的主流框架，至今仍是研究老子哲學思想的主要藍本。
二是竹林時期。因阮籍、嵇康、山濤、向秀、王戎、劉伶、阮咸等七人游聚于山陽竹林而得名。在學術思想上，竹林七賢延續正始之音。一方面繼續以“三玄”為基礎，主張“貴無”，追求儒道融合；另一方面，以《莊子》為核心，主張“自然為宗”，強調生命本真、精神自由，追求逍遙境界和精神解放。
三是元康時期，代表人物裴頠、郭象。
元康玄學繼續以“三玄”為理論根基，重義理思辨，主張“得意忘言”，試圖調和儒道兩論。不同的是，裴頠主張“以有為體”，認為世界的本質是真實存在的“有”。郭象主張“獨化論”，認為萬物既不生于“無”，也不生于“有”，而是自生、自化、自有，“獨化于玄冥之境”，無待而獨成。二人理論看似有別，卻有共同落腳點，即認為君臣等級、仁義禮教都是自然本性的體現。感覺類似于黑格爾“存在即合理”。
四是東晉時期。因佛教影響益深，故玄佛融合成為這一時期學術主流。以孫綽、張湛等為代表的士大夫用“空”“般若”等概念詮釋老莊的“無”；以道安、慧遠等為代表的名僧則借用玄學“貴無”“得意忘言”等理念傳播佛學；而支遁既是名士又是高僧，是玄佛融合的典型代表。
縱觀魏晉180年，玄學以高度抽象的邏輯思辨，將傳統的經典詮釋轉化為哲學創造，推動哲學范式從“天人感應”的宇宙論，轉向以“無”“有”“自然”“獨化”為核心的本體論，大大拓寬了中國傳統哲學研究范疇，構建了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極具抽象性的理論體系，形成中國古代思辨哲學高峰。特別是“竹林七賢”遠離政治鐘情山水，強調精神自由，追求個體解放，并付諸實踐，成為中華文化中少有的、具有永恒價值的亮點。
(四）隋唐佛學
公元64年，東漢明帝劉莊派遣蔡愔、秦景等十余人西行求法，從大月氏迎請二高僧攝摩騰、竺法蘭。回洛陽后，劉莊敕建白馬寺。二高僧在此譯《四十二章經》，弘法傳教。這是佛教通過官方渠道傳入中國之始，史稱永平求法。
此后，安息王子安世高148年來華，譯小乘經典35部。在翻譯過程中，他借用“無為”等許多道家概念，極大降低中國人接受門檻，被尊為佛經中譯奠基人。
178年，大月氏僧人支婁迦讖在洛陽翻譯《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等佛經，引入“空”、“般若”等大乘概念，成為大乘佛教經典傳入中華的開拓者。
401年，龜茲高僧鳩摩羅什被后秦姚興請至西安，奉為國師。鳩摩羅什組織弟子三千，歷時十年，譯經98部425卷，如《金剛經》《法華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大智度論》《中論》等，建立大乘佛教經典體系，對佛學傳播發揮巨大作用。
南朝梁武帝佞佛，不僅親自講經、作樂、注疏及撰寫佛學著作，還制定許多清規戒律，如僧尼終身素食禁酒、以面點果蔬替代牲畜祭祀等，奠定漢傳佛教基本范式，并四次舍身入寺。特別是梁武帝提出三教同源，開創中華文化新境界。
至隋唐，八大宗派陸續創立，至中唐全面定型，標志著中國佛學不再照搬印度佛學體系，不再以印度佛學為終極標準，擺脫了對印度佛教的依附，形成了獨立的思想內核，走上獨立發展道路，成為中華主流文化之一。
八大宗派中，禪宗和凈土宗門檻較低，主打親民路線。特別是凈土宗，對信奉者在時間、地點、身份、形式等各方面都沒有特殊要求。只要心存善念、口誦阿彌陀佛就足夠了。所以信眾廣泛，直抵社會各神經末梢。而其他宗派則由于佛理玄奧、教理繁冗、戒律嚴苛、儀軌復雜等各種原因，在歷經安史之亂、會昌滅佛等劫難后，或遭遇滅頂之災，或隱遁山林。
禪宗始自達摩，成熟于六祖慧能，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意思是說，佛性人之固有，并非自外傳入；不管你識不識字，只要悟到本性便可成佛。這就化繁為簡，為擴大僧眾層次和范圍掃清障礙。特別是六祖慧能，自身是文盲，卻將禪宗佛理推向新高度，且言行被弟子整理為《壇經》，成為唯一一部由中國僧人出品、被尊為“經”的佛教典籍。
禪宗在推動佛教中國化方面有貢獻。
一是定居傳法農禪結合。農禪結合是佛教中國化最關鍵的轉折之一。佛教進入中國早期，僧侶主要周旋于上流社會，由各級官府供養。然而中國社會一方面戰亂頻仍，一方面農耕文化恥于乞食，于是有些僧侶便被迫走向山林。四祖道信620年定居黃梅雙峰山后，開始倡導僧眾集中居住、聚眾傳法。同時，組織僧眾墾荒種植，實現經濟自給。
二是馬祖建叢林。馬祖道一是慧能三傳弟子。他執掌衣缽30年，推動修建寺院48座，號稱“叢林”，聚集僧眾萬人。不僅全部通過墾荒自給自足，而且將耕作列入僧侶必修課，農禪合一。
三是百丈立清規。馬祖弟子百丈掌門后，參照大小乘戒律，制定了修行生活儀軌《禪門規式》，類似于制定行業標準。后來，農禪方式被各宗借鑒，成為漢傳佛教特色。元順帝時，朝廷頒行《敕修百丈清規》，使之成為漢傳佛教通用制度。
禪宗在會昌滅佛中損失很小，根本原因就在于自食其力。
作為舶來品，佛學對中華文化底層結構產生巨大、再造性影響。體現在文學、藝術、語言、思維、理念、信仰諸方面。據梁啟超研究，佛學給中華帶來35000多個新詞，如世界、因果、緣分、境界、覺悟、平等、煩惱、解脫、菩薩、慈悲、懺悔、圓滿、愛河、苦海、方便、剎那、須臾、口頭禪、一廂情愿、心心相印、天花亂墜、來世今生……。維特根斯坦說，語言邊界便是思維邊界。佛學對中華文化影響之深略見一斑。
另外，佛教遠遁山林聚眾傳播，開創社會化文化教育形態，突破中華傳統官學-私學模式，對后世書院教育產生重要影響。
（五）兩宋理學
趙匡胤認為，要長治久安，就必須重文抑武，建設一個尊重知識、尊重文化的文明社會。登基翌年，他便為子孫立下規矩，“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并刻石碑置于太廟中。這個祖訓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中，在數百位帝王中，是最文明的一句話。它不僅帶來宋王朝興盛，也將中華文明推向新高度。在趙匡胤既定方針指引下，北宋文官集團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越來越大。至仁宗時，已形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念。
在仁宗執政40多年中，“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同時登場；“宋初三先生”脫穎而出；“北宋五子”大放異彩；范仲淹、富弼等名臣開創“慶歷新政”；主導“熙寧變法”的王安石“新黨”、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舊黨”，都成長于仁宗時期。還有執法如山的包拯、名相呂夷簡晏殊、科學家蘇頌沈括……
正因士大夫有國家治理主體地位，才會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主人翁思想境界。
承擔國家治理主體使命，士大夫們在兩個方面做出重大突破：一是在理論上集古賢之大成，形成理學思想體系；二是在實踐上搭建思想傳播和交流平臺，創建書院。
兩者相互推動，相互成就，不可分割。
應天府書院位于河南商丘，宋真宗賜名，為北宋州縣辦學之始。1027年應天知府晏殊邀請范仲淹做書院總教務長。范仲淹不僅親自講學，而且邀請孫復、石介等學者講學，培養出王堯臣、趙概、富弼、張載、張方平等大批曠世人才。1043年書院升格為“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
孫復，山西臨汾人，在應天書院講學7年后，隱居泰山之麓的泰山書院。8年后再次經范仲淹推薦，任國子監直講，深得仁宗賞賜。病重期間，仁宗專派書吏協助孫復完成遺著15萬言。逝世后仁宗賜錢治喪。
石介，山東徂徠人，“泰山學派”創始人，有強烈民本思想，抨擊仁宗好色，指責宰相夏竦為大奸，被誣為朋黨謀反，40歲病逝。后來歐陽修為石介寫墓志銘，稱千古奇冤，并將石介與孔孟相比。
胡瑗，江蘇泰州人。范仲淹知蘇州時，特請胡瑗做州學教務長，并將兒子托付胡瑗。后來范仲淹奉旨在首都開封創立太學，又奏請胡瑗來講學。
胡瑗、孫復、石介并稱“宋初三先生”，共同為兩宋理學奠基。而三人的學術成長歷程均得益于范仲淹扶持。
張載，西安人，“關學”創始人，21歲受范仲淹點撥，埋頭于學問。后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辭官回橫渠講學。除了“橫渠四句”，張載還提出“天人合一”。
邵雍，多次科舉不第，辭官不就。52歲遷居洛陽。前宰相富弼及司馬光、呂公著等敬重邵雍，為之置辦田宅。去世后追贈秘書省著作郎、賜謚號康節。
周敦頤，湖南道縣人。在郴縣時興辦學校并親自講學。大理寺丞程珦特送兩子程顥、程頤拜其門下。54歲告老還鄉，定居于廬山濂溪書堂。程顥程頤再度前來學習。
程顥，生于武漢，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不受重用，潛心學術。哲宗召其為宗正丞，未起行便病故，賜謚純公。
程頤，比程顥小1歲，共創“洛學”，世稱“二程”。科考不第偕兄講學。49歲時，太尉文彥博鑒于程頤名重，在洛陽為他建修“伊皋書院”。程頤后應詔入崇政殿，教皇帝讀書。
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五人在創立理學方面具有開山之功，故后世尊稱“北宋五子”。
“宋初三先生”與“北宋五子”代際有先后，但學術一脈相承。三先生破漢學舊局，立義理新徑，倡儒學道統，重師道教化，為理學準備了方法論、問題意識和學術風氣，重心在“外王”層面，是理學的破冰者。
而五子中的前三位，通過追問宇宙本源、人性本質，由“外王”轉“內圣”，創構宇宙論和心性論，把儒學從倫理政治推向哲學體系，為理學確立本體根基。
二程則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天理”核心范疇，將“生成本源”升級為“價值本源”，在哲學層面回答了道德秩序憑什么永恒存在，使“為天地立心”真正落地，塑造了后世千年士大夫精神。
將理學從北宋帶到南宋、從中原傳播到南方的是楊時。他是福建南劍州（今南平）將樂人，28歲拜程顥為師。程顥病逝后，又拜程頤為師。在與游酢拜訪程頤時，留下“程門立雪”千古佳話。在無錫任職時，創建了對后世影響重大的東林書院。
楊時的弟子羅從彥，南劍州劍浦人，賜謚“文質”，從祀孔廟。
羅從彥的弟子李侗，也是南劍州劍浦人。
朱熹，福建尤溪人，18歲中進士，28歲拜師李侗。49歲知南康軍，重修白鹿洞書院；64歲知潭州，重修岳麓書院。66歲時，朝廷發生“慶元黨禁”。朱熹以“十大罪狀”名列“偽學魁首”落職罷祠，70歲辭世。后世謚“文”，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后改封徽國公，從祀孔廟。
朱熹晚年遭遇與程頤很相似。
陸九淵，江西金溪人，是宋明兩代“心學”開山祖。他提出“心即理”，“發明本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學茍知本，六經注我”。
此外，南宋的理學宗師，還有主持“鵝湖之會”的“婺學宗主”呂祖謙、湖湘學派集大成者張栻、永康學派創立者陳亮等燦若群星。
兩宋理學的歷史價值：一是重塑儒學體系。汲取佛道精華，給傳統儒學注入宇宙本體論，找到錨點，使回歸主流意識形態。二是構建倫理道德體系，內圣外王。三是開創書院教育模式。推動學術交流和思想創新，提升民族文化素養。四是完成哲學升級。以理性認識和解釋世界，提出自然規律理念。
（六）西學東漸
嘉靖后，百廢待興。
1567年明穆宗朱載坖繼位后立即下詔：“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隨即打開國門解除海禁，史稱“隆慶開關”。
率先來華的是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1579年抵澳門。他在華9年，編纂了首部漢外辭典；撰寫了首部闡釋天主教義的中文著作；首次將《三字經》譯成拉丁文推介到西方；繪制了首部完整的《中國地圖集》；建立了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建立了中國第一座西式教堂。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除了同羅明堅一起建教堂、合作完成《天主實錄》《葡漢辭典》外，還刊刻了《坤輿萬國全圖》，打破了中華傳統天圓地方認知；出版巨著《天主實義》，成為后世傳教范本；編纂拉丁文注音漢字的工具書《西字奇跡》；與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合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同文算指》《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等著作；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介紹到歐洲；撰寫《中國札記》，向歐洲全面介紹明朝政治、風俗、文化、地理等。
1619年德國傳教士湯若望抵澳門，在華生活47年，是中國近代天文學奠基人。與徐光啟等合編《崇禎歷書》，系統引入第谷天文體系、球面三角、地球等概念，后改名《時憲歷》，奠定中國農歷基礎，沿用至今。撰寫中國首部光學專著《遠鏡說》。不僅編寫《火攻挈要》，而且監制數百門西洋火炮。
傳教士代表人物還有巴范濟、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陽瑪諾、艾儒略、鄧玉函、羅雅各、郭居靜、金尼閣等近200人。他們帶來歐洲科學文化著作數以千計。其中近200部譯成中文，全方位引入西方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邏輯學、解剖學以及機械、水利、農政等各類技術成果。特別是實證科學理念，對中國精英科學思維和技術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啟蒙作用。
隆慶雖僅五年，但引發的思想文化爆炸，卻如決堤洪水。
出現了中國近代科學啟蒙鼻祖徐光啟，以及李之藻、李天經、楊廷筠等大批成就卓著的科學家。
出現了撰寫《天工開物》的宋應星，百科全書式學者方以智，中國機械工程先驅王徵。
出現了明朝火炮軍工總設計師孫元化，撰寫明代軍事百科《武備志》的茅元儀，明代火器發明家趙士禎。
出現了千古第一地理探險家徐霞客，撰寫《東西洋考》的海洋地理學鼻祖張燮。
出現了李時珍和《本草綱目》，撰寫《溫疫論》的瘟疫學開山者吳有性，撰寫《證治準繩》的晚明第一名醫王肯堂。
出現了東方莎士比亞湯顯祖《臨川四夢》，通俗文學大咖馮夢龍凌濛初及“公安三袁”。
出現了史學宗師王世貞和《弇山堂別集》，主編《明經世文編》的經世派巨擘陳子龍。
出現了掌控東亞海洋貿易的世界級海商集團舵主王直、鄭芝龍……
更重要的是出現了思想家群體，把中華思想認知提到新高。
一、李贄，福建泉州人，反對孔子崇拜，反對專制迷信、思想禁錮、等級制度、重農抑商、男尊女卑……；主張個性解放、思想獨立、精神自由、人人平等、婚姻自主……；開啟晚明人文覺醒風潮，是晚明思想解放的總源頭、啟蒙思潮的精神原點。
二、黃宗羲，浙江余姚人，撰《明夷待訪錄》猛烈批判君主專制，提出分權、法治、教育獨立，最早提出憲政思想，是中國古代民主啟蒙最高峰。
三、顧炎武，江蘇昆山人。關于“國”與“天下”的闡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四、王夫之，湖南衡陽人，主張“天下非一姓之私”，“不以天下私一人”。
洶涌澎湃的文明勢頭，被滿清當頭一悶棍，徹底打回原點。
1707年康熙下令在華傳教士必須領票。
1721年康熙正式下達禁教令。
1723年雍正下令，一切洋人皆遣往澳門。
1724年雍正再詔全國禁教。
至乾隆愈發極端。在思想文化大清洗中，《天工開物》皆成禁書。
（七）新文化運動
洋務運動失敗讓國人看清，中國的問題不是技術物質層面的事。于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紛紛登上歷史舞臺。
1912年2月清廷頒布《退位詔書》。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翌年成為大總統。
從任臨時大總統起，袁世凱便策劃并開足馬力恢復帝制。策略之一是尊孔入憲。袁世凱不僅通令全國學校讀經祀孔，打壓新學，而且親率百官，身著古裝，舉行盛大祭孔大典。其倒行逆施讓人警醒，觸發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實質上是又一次西學東漸。與晚明不同，這次是無數中華學子走出國門，主動探尋。先哲們認識到，造成傳統社會黑暗腐朽的根源，是數千年帝制下形成的文化。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進行文化啟蒙。
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安慶人，五赴日本，廣泛接觸民主、自由、進化及社會主義思想。他1914年開始發文揭露、批判袁世凱專制，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后改名），所有文章均炮轟袁世凱尊孔復辟。《敬告青年》闡明封建宗法制度與近代立憲國家水火不容；《憲法與孔教》指出孔教必走向帝制；《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指出儒家“三綱”與共和政體、人格獨立完全相悖；《孔子平議》提出孔教必然走向帝王專制……
《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重要陣地，隨陳獨秀進入北大而遷京，一年后改為同人期刊。陳獨秀主編，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輪流編輯。隨后，陳獨秀與李大釗又創辦了政論刊物《每周評論》。
胡適與陳獨秀并稱新文化運動雙峰，1910年庚款留美學習7年。在美時，胡適撰寫了《文學改良芻議》，投稿給上海《新青年》雜志。文章提出“八不主義”，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從內容形式兩方面徹底改造舊文學，點燃了文學革命之火。
胡適極力倡導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抨擊封建禮教與宗法制度，是早期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傳播者。他將實證考據方法引入國學研究，重塑近代學術范式；出版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主導新式標點符號普及，推行分段寫作、新式行文格式，徹底改造了中國文章的書寫形態。
魯迅紹興人，21歲赴日留學，棄醫從文，立志改造國民精神。1918年發表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借狂人視角撕開封建宗法制度、綱常倫理虛偽本質，猛烈抨擊封建文化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呼應新文化運動反孔、反禮教核心訴求。對麻木愚昧、精神勝利、奴性人格等國民劣根性做了深刻剖析。
1919年5月4日，反對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示威游行，標志著新文化運動從純粹思想啟蒙轉向啟蒙加救亡。改造社會成為重要訴求，新文化運動亦開始分化。胡適主張改良社會；李大釗主張改造制度；梁啟超主張實業救國。《新青年》團隊因而瓦解。
1923年2月，知名學者張君勱在清華演講，提出人生觀具有主觀、直覺、綜合、自由意志、重個性等特點，科學無法解決人生觀問題。
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丁文江、胡適、梁啟超、陳獨秀、瞿秋白等一眾學者就“科學與玄學”話題展開爭論，波及整個思想界。標志著相關人物分道揚鑣和新文化運動終結。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空前深刻的思想文化啟蒙。其偉大之處就在于，它跳出歷史慣性，掙脫文化枷鎖，站在文明潮頭，對盲目遵循數千年的價值觀重新審視和評價，并熱情擁抱來自多方面的人類文明成果，極大促進了中華思想解放，深刻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全面轉型，為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指明了方向。
小結
數千年來，推動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思想浪潮遠不止7個。
人類從茹毛飲血刀耕火種，到科學民主自由法治，雖歷經萬年，還是一步步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蒙昧走向文明。
為什么文明是人類唯一的、必然的前進方向？因為文明不僅帶來安全、力量、富足與自由，更是人類歷經無數劫難、付出無法估量的慘痛代價而獲得的寶貴思想文化結晶。它既適應人性需求，又是人類理性的選擇和生存發展的共識。
文明，需要我們去守護和建設。
今天，當人類跨入數字時代，人工智能撲面而來。在人類大腦獲得解放的同時，社會發展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更要求一個健康社會，在物質層面要有強大科技創新、財富創造和公共服務能力；在制度層面要有健全的產權保障、權力制衡和法治體系；在精神層面要有科學理性、誠實守信、開放包容、尊重獨立意志的堅定理念。
一言以蔽之，文明的核心是對生命的珍視、對思想的尊重和對人主體性的認可。
因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和手段。
作 者 簡 介
李建臣
清華大學畢業
博士、編審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中國科普作協會員、榮譽理事
代表作《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狹義相對論的誕生》《時空的彎曲與消長——廣義相對論的建立》等科普作品；《故鄉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橋》《鵝湖遺響》等散文；《水上漂來的北京城》《運河文化拾貝》《大學教育史話》《傳統文化源流》《文明史系列》等講座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師范大學講座摘要
轉自：好人老李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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