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安徽瞄準科技成果產業化“最后一公里”，擬建30家省級制造業中試平臺；《呼和浩特市“先投后股”項目管理辦法》發布，以財政資金先期扶持、后期轉股退出的創新方式，破解成果轉化“最初一公里”的資金難題；在寧夏銀川，寧夏重點產業（新型材料領域）技術經理人和技術轉移機構“面對面”，架起創新資源對接的橋梁……
當實驗室里的專利走向工廠車間，當論文里的公式變成產品參數，科技成果轉化，是連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關鍵樞紐。“十五五”規劃綱要中多次提及轉化，如“一體推進技術研發、成果轉化、標準研制、產業培育，加快攻關成果應用和產品迭代升級”“加快突破基礎理論和底層技術，促進轉化應用”。
記者梳理發現，近3年來，各地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相繼落地，在推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深化、“先使用后付費”模式創新、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基地的密集布局、金融支持與風險補償機制完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搭建上呈現出明顯的趨勢性特征。
讓真正了解成果、愿意推動轉化的人發揮作用
“過去，職務科技成果主要歸單位所有，這一制度安排有其歷史合理性，有利于加強國有科技資產管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趙軍提到，但在實踐中，也容易出現成果處置鏈條較長、科研人員積極性不足、市場響應不夠及時等問題。很多成果并不是沒有技術價值，而是在權利歸屬、決策程序、利益預期和風險責任之間缺少更順暢的連接機制。
2020年，科技部等9部門印發《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北京工業大學等40家單位，作為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單位，探索可復制的模式和經驗。
而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是將職務科技成果的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賦予科研人員，是激發科研人員參與成果轉化積極性，破解“不敢轉、不愿轉、不能轉”問題的關鍵環節。
記者在各地方的科技成果轉化文件中發現，有關“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的舉措各有亮點。
《貴州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改革措施》中提到，將本單位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賦予成果完成人，單位與成果完成人成為共同所有權人，成果完成人所有權權屬比例不低于70%。可將單位留存部分的所有權以“賦權+約定收益”“賦權+現金”等方式讓渡給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人獲得全部所有權后可自主轉化。
相較于部分地方保持高比例共有，再開放全部賦權通道的做法，上海的做法是直接啟動全部賦權，即“在明確單位科技成果轉化權益前提下，試點實施職務科技成果全部或部分賦予成果完成人”。
“貴州模式有利于在單位權益保護和科研人員激勵之間取得平衡。”趙軍分析，“上海模式并不是放棄單位權益，而是在明確規則、收益安排、合規邊界和責任機制的前提下，允許不同類型成果選擇更適合自身轉化規律的權屬安排。”進一步來說，“直接賦權”的深意在于，它進一步壓縮了職務科技成果從形成到轉化之間的制度距離。上海直接賦權模式有助于減少內部協調成本，提高成果與企業、資本和應用場景對接的速度。
“可以說，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的核心，不是簡單把成果產權‘分給誰’。”趙軍認為，“而是通過更加清晰、穩定、有效的制度安排，讓真正了解成果、愿意推動轉化、能夠對接市場的人，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更關鍵作用。”
各地推廣“先使用后付費”模式
4月，在《關于促進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措施》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員、市教委副主任張耀天提到，北京重點推廣“先賦權后行權”模式。
過去高校科研成果往往“重論文、輕轉化”，而中小企業則因技術風險高、資金壓力大而“不敢買”。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常務副會長、教育部原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分析，“‘先使用后付費’表面上是科技成果轉化中的支付方式改革，實質上反映了國家科技創新邏輯的深層變化。”
“就是要解決當前存在的‘兩頭怕’問題：高校擔心成果被低價使用；企業擔心花錢后無法產業化。”李志民解讀，這一政策既能降低企業技術應用門檻，又能讓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機制，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成果”真正走向產業化，加快形成科技、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這一模式不僅是推動校企所合作的“催化劑”，在《中國共產黨科技政策思想研究》第一作者賈寶余看來，與傳統模式相比，高校院所一次性收取許可費后即“錢貨兩清”，缺乏對成果后續應用效果的關注。“先用后付”模式下，科技成果的實際市場價值決定了最終收益，這促使成果方更加注重成果的質量、成熟度和市場適配性。
“這本質上是一種‘用市場來檢驗成果’的機制創新。”賈寶余說。
記者梳理發現，各地在通用模式基礎上，還結合產業特點與企業需求，創新推出了差異化的特色路徑。
《吉林省全面深化職務科技成果改革實施方案》提出了“先投后股”模式。即在“先投”階段，科研單位與企業簽訂合作協議，明確“轉股”條件和權益責任；在“后股”階段，根據協議約定，當觸發“轉股”條件時，職務科技成果轉換為相應股權；《湖南省科技成果“先用后付”推廣實施方案》對于“先用后付”的實施模式提供了里程碑節點支付模式、延期啟動支付模式企業可根據自身發展階段選擇匹配的付費節點，如技術驗證、產品上市、銷售額達標等，減輕前期資金壓力。
相較于湖南和吉林模式，廣東模式則從交易、合作、放權等多個環節切入，提出“2+1”的“先用后轉”改革模式，主要包括“先使用后付費”“先使用后合作”兩種模式，并提出以簡約程序開展先使用后行權的具體路徑，為成果供需雙方提供了多樣化、低風險的選項。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在體系上優生態、防風險，廣東還鼓勵發揮金融服務機構風險分擔作用，開發保險、擔保產品。
“這一做法的價值不能簡單理解為‘出了事有人賠’，其更深層的意義在于為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合理失敗提供制度包容，從而加速技術在不同場景中的價值驗證與擴散。”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陳勁分析。
“科技成果轉化天然充滿不確定性，而技術不一定適配生產場景，市場不一定接受新產品，中試階段也可能反復失敗。”陳勁解讀，過去這種不確定性主要由科研人員或承接企業獨自承擔，導致很多有潛力的成果因輸不起而被擱置。引入保險、擔保等金融工具后，風險被分散到保險公司、政府風險補償基金、擔保機構等更廣的網絡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風險分擔閉環。
他建議，未來還可以探索使用參與式保險等新模式，如企業用戶在使用技術過程中主動反饋風險信息或提供改進數據，可相應降低保險費率或獲得風險補償，從而形成風險共擔和價值共創的良性循環。
沒有專業“擺渡人”，再好的成果也難以跨越“死亡之谷”
在科技成果轉化的鏈條上，概念驗證中心聚焦“最初一公里”，去驗證技術可行性與商業價值；而中試基地聚焦“最后一公里”，解決“樣品變產品”的量產難題。
各地布局正在“落子”：《湖北省概念驗證中心培育建設方案》提出，計劃通過三年的建設培育，布局省級概念驗證中心60家以上，培育市級概念驗證中心100家以上；內蒙古發布首批概念驗證平臺清單，覆蓋人工智能、稀土材料等領域。
“高校和科研院所往往擅長科學發現、原理驗證和樣機開發，但企業真正關心的是技術能否穩定運行，成本能否接受，質量能否控制，客戶是否愿意采用等。”趙軍解讀，這些平臺的價值，不只是提供場地和設備，更重要的是提供從技術驗證、工藝放大、標準檢測、應用示范到產業對接的系統支撐，解決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可行”走向“產業上可用”的關鍵問題。
如果說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臺是成果轉化的“基礎設施”，那么技術成果轉化人才就是連接實驗室與市場的那座“橋梁”。沒有專業的“擺渡人”，再好的成果也難以跨越“死亡之谷”。
2021年，上海交通大學獲教育部批準設立全國首個“技術轉移專業碩士學位點”；2025年4月，14所高校共同發起成立“全國高校技術轉移人才培養聯盟”。近年來，從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走出了一批技術轉移專業碩士人才，開創人才培養新局面。
與此同時，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培養與職稱評定問題被逐步重視。
今年4月，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十條措施，其中提到，將科技成果轉化技術經理人納入職稱評審體系，單獨設立技術經理人職稱評審專項賽道，對在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中成效顯著、貢獻突出的人員，其轉化工作業績可作為職稱評審的核心依據。
“打通職業發展通道，可以增強技術經理人崗位吸引力。”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副校長劉植昌提到，對于高校教師而言，若參與技術轉移、擔任技術經理人，其在成果轉化中的工作實績可納入職稱評審范疇，解除了“投身轉化影響職稱評定”的顧慮，推動教師將科研優勢與市場需求結合，助力職務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企業、實現產業化。
為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的后顧之憂，記者發現多地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盡職免責清單，明確在轉化過程中的容錯邊界，讓科研人員“愿轉”“敢轉”；部分地方還設立了科技成果轉化貸款、風險補償資金、貼息政策，引導金融資本支持轉化。
近年來，一系列政策正在著力解決科技成果轉化鏈上的“堵點”。從發展的視角來看，“第一階段是產權改革，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解決了無權轉的制度瓶頸，讓成果走出實驗室。第二階段是能力建設，概念驗證中心和中試基地彌補了從樣品到產品的‘死亡之谷’，技術經理人則充當供需雙方的‘翻譯官’和‘黏合劑’。”陳勁認為，第三階段也是當前正在深化的方向，需進一步解決，如何釋放使用端即廣大企業和一線從業者的創新潛能。(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潔 張茜 實習生 李媛英)
轉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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