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包括混合債券型一級基金、混合債券型二級基金、偏債混合型基金在內的“固收+”基金合計規模達到3.15萬億元，創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景順長城景頤雙利規模達到615億元，成為首只規模突破600億元的“固收+”產品。截至目前，年內已有23只“固收+”基金規模躍升至百億元級。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在規模盛宴背后，機構資金主導、頭部集中度提升等特征正共同勾勒出這一賽道的新常態，其潛在的流動性錯配與信用下沉風險不容忽視。
規模爆發的并非偶然
“固收+”基金的爆發并非偶然。
2026年堪稱“存款到期大年”。據中金公司測算，全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規模約75萬億元，其中1年期及以上存款到期約67萬億元。
在利率持續下行的背景下，傳統儲蓄吸引力大幅削弱。銀行業理財登記托管中心報告顯示，一季度末理財存續規模31.91萬億元，較2025年末減少1.38萬億元。資金溢出效應下，兼具債券底倉穩健性與權益增強彈性的“固收+”產品，自然成為承接居民財富轉移的重要載體。
業績表現也印證了這一邏輯：截至4月26日，圓信永豐灃泰等17只“固收+”基金年內凈值增長率均超10%。一位股份制銀行財富管理部相關人士表示，今年一季度，來自企業和高凈值客戶的機構資金配置需求尤為旺盛，“很多客戶明確要求‘不能出現年度虧損’，但又要跑贏定存利率，‘固收+’成了標準答案”。
這種需求側的“剛兌思維”與供給側的規模沖動正形成共振。數據顯示，3月份，“固收+”的發行熱度居高不下，部分偏債混合型產品借助銀行渠道實現“一日售罄”。
一位基金公司渠道負責人透露，部分機構為了沖規模，在產品設計上過度迎合渠道需求，權益倉位彈性空間被壓縮，債券底倉則通過拉長久期、下沉信用來獲取收益，“本質上是在用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置換所謂的穩健收益”。
三重隱憂浮現
規模狂飆之下，行業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
首先是策略同質化。Wind數據顯示，一季度“固收+”基金增配方向高度集中于高等級信用債與紅利類股票，部分二級債基的權益倉位配置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銀行、公用事業、能源成為標配。
一位券商分析師指出，“固收+”策略本應是多元化的，但現實中大量產品變成了“債券打底+紅利增強”的模板化組合，“一旦紅利板塊出現回調，或者信用債市場發生波動，同質化持倉將放大贖回壓力”。
其次是機構資金主導帶來的流動性錯配。一季度的“固收+”盛宴并非雨露均沾，機構資金主導、頭部集中度提升等特征共同勾勒出這一賽道的新常態。機構資金往往對回撤容忍度極低，且存在季度考核壓力，這迫使基金經理在操作上傾向于“短久期信用債+低波動權益”的保守策略，甚至通過頻繁交易來平滑凈值曲線。
更值得警惕的是信用下沉。據悉，部分規模激增的“固收+”產品在一季度大幅增配了城投債與產業債。前述券商分析師表示，當前信用利差已被壓縮至歷史低位，部分“固收+”產品為了覆蓋權益倉位的波動，不得不通過下沉信用等級來增厚票息。
從規模導向到質量精耕
面對3萬億體量，“固收+”行業亟需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精耕。
監管層面，新修訂的《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將于2026年5月1日起實施，要求基金管理人在年報中披露股票換手率數據，強化投資行為穩定性的信息揭示。這一規定直指部分“固收+”產品為追求短期排名而過度交易的頑疾。
在產品端，差異化策略或是破局關鍵。業內人士認為，“固收+”不應局限于“債券+股票”的二元結構，而應拓展至可轉債、REITs、商品、衍生品等多元資產。
業內人士建議，監管可考慮對“固收+”產品進行細分分類，例如按照權益倉位上限劃分為“穩健型”“平衡型”“進取型”，并在銷售環節實施差異化適當性管理，“不能讓只求跑贏定存的養老金客戶和愿意承擔波動風險以博取更高收益的客戶，買到同一個產品”。
渠道端同樣需要反思。當前銀行渠道對“固收+”的推介仍停留在“替代理財”的話術框架中，忽視了權益倉位的波動風險。前述銀行相關人士表示，未來渠道應建立“持有期+回撤目標”的雙重匹配機制，通過投資者教育降低對短期排名的敏感度，“如果客戶因為一周0.5%的回撤就贖回，那么‘固收+’永遠做不出真正的長期收益”。
業內人士表示，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固收+”的3萬億既是居民財富再配置的里程碑，也是資管行業轉型壓力的縮影。當75萬億元存款到期潮的脈沖式規模導入完成后，市場能否從依靠渠道“推著走”逐步過渡到依靠業績“帶著跑”，將決定這一賽道能否從“風口”走向“常態”。（記者 劉大江 謝達斐）
轉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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