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陸蠡，是在余光中的《散文的知性與感性》一文中，他評道：“早期的散文家里，感性散文寫得最出神最出色的，恐怕得數名氣不及徐志摩而夭亡卻更早的一位作家——陸蠡。”這評價引我探尋。讀罷其《海星》的童真夢幻與《竹刀》的故鄉悲歌，我卻為那洗盡鉛華的《囚綠記》深深吸引。它不假文飾，文字背后是更為深沉雋永的情感，像一首厚重的詠嘆調，編織著理智與情感、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音符。斯人已逝，唯留此篇，如今讀來，別有一番滋味。
陸蠡散文的力量，在于善用具體而微的意象書寫幽深情感與時代感慨。《囚綠記》便是通過“綠”、“窗”、“常青藤”等意象，由淺入深，借物喻事，完成了從“青春的憂郁”向“時代的憂患”的升華。
“綠”是文中最核心的意象。中國古典文學素來愛“綠”，如“春風又綠江南岸”，賦予其生機與時光流逝之感。陸蠡筆下的“綠”，既承古意，又超越之。最初，“我”將“綠”視為生命的綠洲、希望與慰藉，它裝飾了“我”孤獨的窗臺，也裝飾了“我”的夢。進而，“綠”升華為一個“永遠向著光明”、“不屈服于黑暗”的生命個體，成為自由的化身。在拉康的視角下，“綠”更成為“我”的一種隱喻性投射——雖身處“狹小的房間”，仍渴望如綠藤般向著光明生長。最終，在“盧溝橋事件”的烽煙背景下，這一抹“綠”演化成民族危亡之際，那永不屈服的“崇高的靈魂”與民族氣節的象征。這弱小卻頑強的“綠”，寄托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期盼。
“窗”是故事展開的場景，在短文中出現十余次，耐人尋味。“窗”在中國文學中，是區隔內外、連接心物的審美支點。對孤獨的“我”而言，這扇“帶有小圓孔的窗”是與外界、與“綠”對話的通道，是通向光明與希望的門隙。更深一層，“窗”映照了陸蠡在《自序》中坦陳的自我分裂——理智與情感的永恒交鋒。綠藤在窗內外的不同生長狀態，正是“我”內心矛盾掙扎的客觀對應物。這扇窗，由此成為吐露心聲、試圖彌合內心裂痕的支點。
“常青藤”則是讓一切情感具象化的載體。一個“囚”字，將其人格化。從“綠影”到“綠囚”再到“綠友”，稱謂的變化揭示了“我”情感的升華。表面看，“我”是憂郁的主體，“常春藤”是充滿生命力的客體；實質上，“我”已將全部情思投注于它，“常春藤”成了“我”的理想寄托，是另一個渴望光明與自由的“我”。
循著“遇綠”、“囚綠”、“釋綠”的脈絡，可見陸蠡心靈的起伏軌跡。初“遇綠”時，“我”內心焦慮抑郁，這一抹“綠”帶來了純粹的喜悅，是瞬間的抽離與慰藉。當綠藤向陽生長，似要離去時，“我”感到被背叛，自尊受損，遂生“囚綠”之私念，渴望獨占這份生機以驅散陰霾。然而，被囚的“綠”日漸憔悴，“我”在“并不感到孤獨”的慰藉與傷害生命的負罪感中掙扎。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我”被迫離開，才“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一年后，相似境遇下，陸蠡借文字排解苦悶，其精神仍如“綠友”般不屈，期待解脫與自由。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在個人層面，此文是理智與情感的內心交鋒，是一個孤獨靈魂借“綠”進行自我救贖的獨白。在哲理層面，它探討了“愛”的真諦——從單純的欣賞，到占有的私念，最終走向釋然的祝福，展現了愛的成熟與深度。結合寫作背景，這份個人的愛之哲思，與深沉的愛國情思水乳交融。對光明與自由的渴望，超越了對生命與愛本身的執著。“釋綠”之舉，昭示著對民族解放的祝愿。
正如巴金所言，讀《囚綠記》仿佛“在和崇高的靈魂接觸”。我們看到了陸蠡的善良、反省，以及對“愛是理性與放手”的詮釋。然而，將文本放回現實，它更像一則預言。陸蠡對“綠”極端而深沉的情感，正如同他對家國的愛。最終，在現實中，他如“綠友”般“決不屈服，決不畏懼”，以生命踐行了信念，成為了“綠”的徹底的同路人。
先生千古，精神不逝。那“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所代表的一小片綠，早已染就了千萬叢生機盎然的綠意，在文字與歷史中，永恒生長。【武漢市江漢區局（營銷部） 徐冠群】
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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