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正式告別傳統能耗雙控模式，全面邁入碳排放雙控元年。近日，《碳達峰碳中和綜合評價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正式印發，我國“雙碳”治理告別了以往“鼓勵式、倡導式”推進模式，正式邁入制度化考核、剛性化約束、常態化落地的全新階段。
考核辦法以黨內法規的最高層級壓實各級責任，用清晰量化的指標劃定轉型底線，以結果導向的問責機制倒逼地方、行業、企業全面變革。多位行業專家、頭部企業負責人在接受中國工業報記者采訪時一致表示，此次考核辦法“動真格、見實效”，將徹底扭轉長期以來“重發展、輕減排”的慣性思維，為全國全域、全行業綠色低碳轉型按下加速鍵。
三大突破重塑治理新格局
相較于“十四五”時期以政策探索、試點實踐為主的“雙碳”工作模式，本次新政實現了歷史性制度突破。中國節能協會副秘書長張軍濤總結，整套考核體系的核心亮點集中體現在責任剛性化、指標體系化、結果時效化三大維度。
最具標志性的突破是“雙碳”工作正式上升為政治責任。考核辦法首次將碳排放雙控納入黨內法規體系，由中央組織部統籌指導，直接將考核結果與省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評價、干部選拔任用深度綁定，嚴格落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
“這意味著‘雙碳’不再是部門常規工作，而是地方必須抓實抓牢的硬性政治任務，制度的權威性、執行力實現質的飛躍。”張軍濤表示。
與此同時，考核辦法搭建起“5項控制指標+9項支撐指標”的量化考核體系，讓“雙碳”考核徹底告別模糊化評價。碳排放總量、碳排放強度降幅、煤炭消費總量、石油消費總量、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五大核心指標“一票否決”，任意一項不達標即考核不合格；節能、工業、交通、建筑、碳排放交易等九大領域支撐指標，三項不達標同樣判定不合格，全指標達標方可獲評優秀。清晰明確的量化規則讓地方減排有標尺、考核有依據、整改有方向，推動綠色轉型滲透經濟社會每一個領域。
在落地執行層面，考核辦法建立起動態閉環的長效管理機制。考核結果實行優秀、合格、不合格分級管理，不合格地區必須限期整改、接受約談，優秀經驗則全國推廣。同時采用“上下結合”的目標分解模式，兼顧國家減排目標的剛性約束和各地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的差異化特征，杜絕“一刀切”，讓政策落地更貼合各地實際。
在麥芬隆（上海）環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湯寅看來，這套精細化、剛性化的考核體系，是考核辦法最大亮點。“新考核辦法為地方減排戴上了‘緊箍咒’，徹底完成了從能耗雙控到碳排放雙控的精準轉型，倒逼各地從源頭、從存量、從增量全方位降碳。”
舍弗勒中國區可持續發展戰略部負責人張菊英也坦言，考核辦法的落地，標志著“雙碳”治理從宏觀目標導向，轉向全流程、全鏈條、可考核的常態化治理，對企業能源管理、碳數據治理、供應鏈減碳、綠色生產都提出了系統性、全方位的新要求。
地方治理從被動應付到主動作為
考核問責的剛性落地，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的發展邏輯。過去多年，部分地區存在重GDP增長、輕綠色轉型的發展慣性，“雙碳”工作多為被動落實、表面推進。而隨著考核與干部履職深度掛鉤，“綠色政績觀”正式成為地方治理的底層邏輯。
張軍濤分析，考核辦法構建的“季度預警、半年評估、年度考核、五年總評”常態化監管體系，改變了以往“事后整改、年終算賬”的治理模式，推動碳治理轉向全過程動態管控。各地必須將碳排放雙控和GDP增長、民生保障擺在同等核心位置，主動統籌產業升級、能源替代與生態降碳。
政策高壓之下，跨部門協同治理也將成為常態。能源、工信、住建、交通、生態環境等部門打破壁壘、聯動履職，高耗能項目審批、碳排放等量減量置換等關鍵環節全面收緊，徹底杜絕“先上車、后補票”的違規亂象，政策穿透力、落地執行力大幅提升。
政策的剛性約束，也為綠色低碳產業打開了全新市場空間。湯寅表示，如今各地減排壓力陡增，能夠實現大規模、硬核降碳、直接匹配考核硬指標的技術和項目，從以往的“可選項”變成了地方剛需。“可以直接固化綠電資源、消納二氧化碳、優化能源結構的低碳項目，成為各地完成‘雙碳’考核的重要抓手，產業紅利全面釋放。”
對于廣大制造企業而言，治理邏輯的轉變也倒逼企業發展理念迭代。張菊英強調，在碳排放雙控剛性考核新階段，企業需徹底轉變發展理念：低碳轉型不再是被動滿足政策合規的任務，而是企業創新升級、提質增效的核心契機。未來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再局限于生產、技術、產能，碳數據治理能力、全生命周期減碳能力、綠色供應鏈管理能力已成為企業核心綠色軟實力，是企業長遠發展的必修課。
多層轉型難題仍待破解
頂層設計日趨完善，但在全國落地實操中，區域差異、產業結構、技術成本、配套體系等多重現實難題，依然制約著“雙碳”工作提質增效，這也是行業、企業一線最真實的普遍困境。
從全國宏觀層面來看，張軍濤直言，發展不均衡是最大的現實挑戰。中西部地區、中小企業碳排放監測體系薄弱，數據多依賴估算、時效性差，跨部門數據不互通、能耗與碳數據脫節，直接影響考核公信力；東北、西北重工業富集地區，長期依賴煤炭、鋼鐵、化工等高碳產業，減排與穩增長矛盾突出。同時，中小企業技改投入大、融資難、成本高，綠色轉型動力普遍不足，疊加跨領域協同機制不完善、配套細則滯后，導致多項支撐指標落地難度較大。
聚焦綠色低碳新技術賽道，湯寅結合一線項目落地經驗，道出了產業實操痛點。“綠色低碳技術前期投入巨大，綠色甲醇等低碳產品生產成本遠高于傳統化石產品，在缺乏強制應用標準和專項補貼的情況下，市場化推廣阻力極大。”除此之外，綠氫、碳轉化等跨界項目涉及多部門審批，流程繁瑣、周期漫長；國內外碳足跡核算、認證標準不統一，也讓國內低碳技術和產品參與國際競爭面臨不確定性。
立足高端制造行業視角，張菊英補充了制造業轉型的共性難題。她表示，制造企業的減碳難點集中在數據、協同、成本、人才四大維度。企業碳數據分散在工廠、生產線、供應鏈各環節，統一核算、標準化管理難度大；制造業碳排放不只發生在自身工廠內，更多還分布在上下游供應鏈，海量供應商協同減排落地困難；低碳技改、智能能效升級前期投入高、回報周期長，投入與收益難以短期平衡；同時，“雙碳”復合型人才短缺、跨部門協同機制不完善，也制約著企業低碳轉型提質增效。
多重痛點疊加，讓“雙碳”轉型在快速推進的同時，仍需配套政策、市場機制、產業服務體系持續完善。
政企雙向發力共探綠色新路徑
挑戰之下，機遇并存。考核辦法的剛性約束，既是壓力，更是倒逼產業升級、企業提質增效的核心契機。唯有政企協同、分層施策、精準發力，才能讓“雙碳”政策紅利充分釋放。
對于企業轉型發展，張軍濤給出了系統化落地路徑：企業需先摸清自身碳排放家底，依托國標體系完成全鏈條碳核算；結合國家“雙碳”目標制定分階段、可落地的減排規劃；通過設備技改、電氣化改造、光伏清潔能源替代、數字化管控提升能效；搭建綠色供應鏈推動上下游協同減碳；同時主動盤活碳資產，依托碳市場實現降碳與增收雙向賦能。
作為提前布局全價值鏈低碳轉型的制造企業，舍弗勒已經走出了一套成熟的實踐路徑。據張菊英介紹，舍弗勒錨定《巴黎協定》溫控目標，設立科學碳目標，依托數字化能碳管理平臺實現能耗碳排精準管控，通過工廠節能改造、光伏布局、固廢水資源循環利用，實現了大幅碳減排。同時依托數字化ESG體系，推進產品綠色設計與全生命周期碳足跡管理，以龍頭力量帶動供應鏈整體降碳。
“低碳轉型不是被動合規，而是企業創新升級的重要契機。”張菊英表示，未來企業將持續依托人工智能、數字化技術賦能綠色制造，迭代低碳產品體系，把綠色轉型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市場競爭力。
而對于新興低碳產業，湯寅表示，企業將緊抓考核剛需，重點布局高減排壓力區域，落地規模化降碳項目，持續迭代技術、延伸產業鏈，打造“風光氫醇”一體化綠色產業閉環，助力地方精準完成考核指標。
針對如何進一步健全政策配套，行業企業也紛紛給出務實建議。湯寅呼吁，在建立綠電直連的基礎上，加快打通跨省直供壁壘，同時，出臺綠色低碳產品強制摻混標準與財稅補貼，并開設跨界低碳項目一站式審批綠色通道，降低項目落地成本。
立足制造業低碳轉型實際需求，張菊英提出多項政策期待，希望國家持續完善配套支撐體系，助力制造業平穩高效推進雙碳轉型。她建議進一步統一碳數據核算與披露標準，加大企業碳數字化建設幫扶力度，優化低碳技改、綠色工廠創建、產業鏈減碳等配套扶持舉措，健全上下游協同減碳機制，全方位夯實制造業綠色低碳轉型根基。（記者 張楠）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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