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7年求是書院的一間藏書室啟程，跨越一百二十余載，浙江大學圖書館已構建起實體與數字協同、古今文脈貫通的知識寶庫。
走進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館，藏在善本庫最深處的是有800余年歷史的“鎮館之寶”——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刊刻的《資治通鑒綱目》（廬陵本）第四十五卷。《資治通鑒綱目》（廬陵本）僅存世十余卷，非常珍貴。
作為國家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浙江大學圖書館將傳統修復技藝與現代科技檢測手段相融合，持續搶救修復瀕危古籍、契約文書、碑帖拓片等珍貴文獻，完成大量老舊、瀕危文獻的修復與建檔，并不斷推進古籍整理與學術出版，讓文脈得以傳承、資源得以活用。這座知識寶庫正以“藏”筑基、以“用”賦能、以“融”提質，全方位助力人才培育、科研突破與文化傳播。
從宋刻本上的墨跡，到屏幕里可檢索的數據，載體一變再變，對知識的珍視始終未變。在這份厚重的底蘊之上，超700萬冊實體館藏筑牢根基，800多個數據庫打破時空壁壘，輕點屏幕即可查閱珍稀古籍，千年文脈觸手可及。
當大眾印象里的圖書館還停留在安靜自習、借閱圖書的場所時，浙江大學圖書館已在探索一場深層變革。
傳統圖書館的核心職能是“藏”，衡量其實力的標準往往是館藏數量與珍本等級。但在信息爆炸的時代，知識的獲取方式已被徹底重塑。浙江大學圖書館很早便意識到，未來的圖書館不能只是知識的倉庫，更應成為知識生產與創新的引擎。
近年來，圖書館依托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等平臺，將海量文獻轉化為可檢索、可關聯、可計算的數據資產。以自研的寫本文獻數據庫為例，研究團隊不僅對散落各地的敦煌文獻、契約文書等寫本文獻進行高精度掃描并發布，還與計算機學院的學者共同研究人工智能輔助學術手段對敦煌殘片進行綴合等技術，讓人工智能賦能人文科學。
如果說數字資源打破了時間的壁壘，空間改造則重新定義了圖書館與人的關系。走進浙江大學圖書館，傳統“借閱區”的邊界正在消融，取而代之的是整潔的閱覽座位、分散布局的靜音艙和可按人數預約的研討室。學生們或獨自伏案，或三兩討論，或在沙發上翻閱一本剛借的圖書。圖書館不再只是“查資料的地方”，而成為學習、交流、沉思乃至休憩的復合型空間。
空間的變化，也改變著人與書的關系。在一些閱覽區，書架不再高聳逼人，而是以低矮、開放的形式融入座位之間，伸手可取；有的區域設置主題薦書臺，圍繞一個話題集中陳列圖書，讓帶著明確目的而來的讀者，也能與一本好書“偶遇”。“可瀏覽、可停留、可發現”的設計，讓圖書館重新找回書與人相遇的偶然與溫度。
技術也在默默托舉這份溫度。由浙大團隊深度參與研發的盤點機器人，在閉館后穿梭于書庫之間，把館員從重復性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投入知識挖掘等工作。
浙江大學圖書館負責人表示，希望圖書館成為師生的“第三空間”，既不同于宿舍，也不同于教室，而是一個讓人愿意停留、愿意探索的地方。為此，館內定期舉辦“書香浙大”系列閱讀推廣活動，讓靜態的空間“活”起來，讓知識在人與人的互動中流動。
宋刻宋印的《資治通鑒綱目》固然珍貴，但浙江大學圖書館更在意的，是讓“鎮館之寶”們走出恒溫恒濕的庫房，走向更廣闊的公共視野。
2024級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余筱然身穿白色工作服，正為一份古代文書“縫縫補補”。“古籍修復，不僅是修復一本古書，更是修復一條與歷史對話的‘路徑’。”她說。來自機械、計算機、外語、歷史等不同專業的學生，通過子衿古籍保護社匯聚起來，學習理論知識，修復古代地方文書。
在這里，科技手段讓“診斷”更精細：拉曼光譜技術可根據檢測數據判斷紙張、墨、顏料的成分及老化情況，紙張纖維分析儀能精準判斷用紙的材質，為修復方案提供科學依據。修復師們依然一針一線、一補一托，手中所持有的卻已從傳統手工工具擴展到各種精密科學儀器。
暮色降臨，盤點機器人陸續啟動，閱覽室的燈光依舊溫暖。八百年前的宋刻本與今天的數字屏幕相映成趣，古老的文脈正以全新的方式通向未來。（崔力 俞菀）
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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