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將高校輔導員定位為與教學、科研、管理隊伍并列的“第四支隊伍”,這一制度安排背后是一個樸素卻重要的事實:輔導員是高等教育體系中唯一貫穿學生全學段、覆蓋生活全場域、參與培養全鏈條的育人力量。他們是日常事務的直接管理者,更是青年價值觀塑造的參與者、心理健康的守門人、成長困惑的回應者。這種“總與學生在一起”的獨特屬性,決定了輔導員在高校育人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讓輔導員回歸育人本位,不僅關系到這支隊伍的職業效能,更關系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否落細落實、能否走進學生內心。
如今,“躺平”“內卷”等問題在一部分大學生中出現,輔導員所面臨的形勢與過去大為不同,這對輔導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些變化折射出輔導員隊伍建設中需要持續關注的幾個課題:在職責定位上,輔導員的工作邊界仍有待進一步厘清,事務性工作與育人工作之間的平衡還需在實踐中不斷調整;輔導員的專業化培養體系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深度談心談話方法、心理危機識別與應對、價值引導策略等關鍵能力方面,系統性的專業訓練和專家督導機制建設等仍顯不足;與此同時,考核評價體系在逐步從側重事務性指標向關注育人實效轉變。這些都是在輔導員隊伍走向專業化、職業化進程中需要逐步破解的課題,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應當看到,各級教育部門和高校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并在積極推動相關改革。
找準了方向,路徑也就清晰了。讓輔導員隊伍扎實回歸育人本位,需要在角色定位、能力建設、技術賦能三個層面同步推進:
首先是從制度層面重新界定輔導員的角色邊界,讓“與學生在一起”從一種姿態轉化為一種有質量的關系。高校應當明確界定輔導員的核心職責清單,將輔導員工作中通知發布、數據統計、材料審核等可標準化的事務性工作進行規范化、逐步簡化,探索建立“事務集中處理、育人優先保障”的時間配置機制。高校可以梳理輔導員的現有工作內容,按照“必須由輔導員親自完成”“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處理”等原則和具體情況對輔導員的工作進行分層歸類,為輔導員留出專門用于深度談心談話的時間窗口。例如,部分高校已試行每周固定兩個半天為輔導員“零事務時段”,專門用于走訪宿舍、約談學生,在此期間不安排行政會議和報表任務等。與此同時,考核評價體系也應當同步調整,逐步將學生成長實效、深度談心談話質量等育人指標納入核心考核,引導輔導員將更多精力投向育人工作。
其次是以深度談心談話能力為突破口,推動輔導員從經驗型走向專業型。談心談話不是簡單的日常聊天,而是需要方法支撐、價值判斷和情感投入的專業行為。工作理念上需要完成一個轉變:從“一次談話解決一個問題”的思維,轉向“通過持續對話建立信任關系”的長期視角。信任建立了,學生在遇到困惑時才愿意主動向輔導員敞開心扉。在具體方法上,可以借鑒部分高校已經開展的探索,如建立“案例分享+專家督導+實戰演練”的實訓模式,將一線遇到的真實案例轉化為研討課題,邀請心理教師、資深學工專家參與會診,幫助輔導員在模擬情境中反復練習和提升。同時,高校可以建立分層分類的工作體系:對全體學生保持日常關注和定期溝通,對學業有困難、心理有困擾的學生建立跟蹤檔案,形成發現、跟進的工作閉環。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談心談話的目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建立連接”。一些輔導員習慣性地把每一次談話都當作一次“攻堅任務”,抱著“這次必須把他說通”的心態去談,結果往往是學生越來越沉默、輔導員越來越疲憊。有效的談心談話,往往不以“達成共識”為目的,而是讓學生在對話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納。當學生愿意把輔導員當作可以傾訴的對象時,價值引導才有可能更加有效。此外,應當鼓勵輔導員結合自身專業背景和工作特點,形成個性化的談心談話風格和方法,避免一刀切的標準化要求。
技術的合理運用同樣不可忽視。人工智能越是深入教育場景,面對面的人文交流就越顯珍貴。對輔導員而言,技術的首要價值在于幫助減輕事務性工作負擔,而非替代人的判斷。通知答疑、基礎數據統計、實習信息推送等大量重復性、標準化的工作,可以借助AI工具提高效率,讓輔導員把節省下來的時間投入到更有價值的深度交流中。這種“減負”的價值不應被低估。一個被大量事務性工作消耗的輔導員,很難在談話中保持足夠的耐心和專注力。當輔導員從表格和繁忙事務中解放出來,精力充沛地坐在學生面前,談話的質量就有提升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技術減負的最終受益者不只有輔導員本人,還有那些等待被傾聽的學生。同時,高校可以探索建設學生綜合數據平臺,通過對學業成績、日常行為等信息的綜合分析,輔助識別可能需要關注的學生群體。但需要注意的是,數據提供的只是參考線索,最終的判斷和介入必須由輔導員以面對面的方式完成,算法可以發現問題,但只有人才能給予有效回應。
“第四支隊伍”的制度定位,指向的是一種不可替代的育人力量。越是在技術變革加速、青年心理問題需被重視的時期,輔導員“在現場”的價值越突出。做好育人工作,說到底就是做好兩件事:有溫度地陪伴,有判斷地引導。(作者:侯美樾、劉宇,均系北京理工大學“延河”輔導員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轉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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