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獲悉，由該院考古研究所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國家考古中心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和巴蘭德鐵佩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研究，取得多項重要成果。其中一塊絲綢殘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紋緯錦實物，它的發現將這種絲綢織造技術向前推進了100多年，為研究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鑒，打開一扇新視窗。
一塊斜紋緯錦殘片打開絲路研究新視窗
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遺址位于中亞費爾干納盆地，這一帶曾是古代絲綢之路北線與中線的交會點。在漢代史書中，盛產葡萄、苜蓿和汗血寶馬的大宛國也位于這里。2024年，中烏聯合考古隊將蒙扎鐵佩遺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體提取進實驗室，隨后展開精細化發掘和保護修復，并持續至今。
期間，在20多塊早已酥粉的紡織品中，考古隊最終拼對出一塊衣物領緣殘件，長約7厘米、寬約3厘米。在顯微鏡下，土紅、土黃兩種顏色的緯線按一定規律與經線分層交織，形成斜紋組織，靠緯線呈現紋樣。據此，考古隊判定，殘片屬于斜紋緯錦。考古隊員介紹，早期在我國的織造體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經向顯花織錦，例如所熟知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圖案形象都是偏幾何化的，特別像馬賽克。斜紋緯錦相對來說，有花草紋、動物紋、人物紋，紋樣會更豐富，顏色變化更多，它是機械改良之后的一種產物。
此前，國際學術界認為，已知最早的斜紋緯錦實物出自我國新疆阿斯塔納墓地和青海熱水墓群，年代處在7—8世紀之間。經碳-14等技術測定，蒙扎鐵佩出土的這塊斜紋緯錦，年代為5—6世紀，這意味著，它的發現還將該項織造技藝的歷史，向前推進了100多年。
這片改寫歷史的斜紋緯錦從何而來？原料、染料等都是解開謎題的關鍵。經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與傅里葉紅外光譜分析，專家確認，其材質為桑蠶絲。經液相色譜與質譜聯用技術分析，專家又檢測出了黃櫨、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
通過在烏茲別克斯坦多地開展田野調查，并綜合文獻記載，專家發現，該時期當地沒有種桑、養蠶、繅絲的歷史記載，也沒有絲綢織機、作坊等遺跡，也就是說，該時期中亞不具備絲綢生產條件。與之相較，同時代的中國早已具備成熟的絲綢生產體系。另外，歷史文獻通常記述古代中亞人群“善市賈”，也就是善于經商貿易。
一枚“五銖錢”揭示中國貨幣文化傳播新圖景
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遺址，在時代上，相當于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關聯度高，從2024年開始至今，中烏聯合考古隊在蒙扎鐵佩遺址展開田野發掘和文物保護修復。其間，發現一枚圓形方孔的“五銖錢”。這項發現揭開了古代絲綢之路上中國貨幣文化傳播的別樣圖景。
這枚錢幣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殘留的兩處穿繩痕跡，顯示出它是佩飾，足見墓主人對它的重視。其形制為古代中國標志性的圓形方孔，除銹后“五銖”二字清晰地顯現出來。當考古專家繼續展開材質分析，又有了新發現。專家介紹，分析發現這枚錢是紅銅五銖。五銖錢在漢代的時候它的材質基本上還是以銅錫合金為主或者是銅錫鉛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區是很少有紅銅五銖的。
秦滅六國后，圓形方孔銅錢成為法定流通貨幣，中國古代貨幣形態從此固定下來，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漢武帝下令鑄造“五銖錢”，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區鑄造的五銖錢以銅錫鉛等合金的青銅為主。
有研究顯示，約在東漢末年，處在絲綢之路上的龜茲古國，曾以中原五銖錢為模板，仿鑄了獨具地方特色的“龜茲五銖”，作為日常交易的流通貨幣。“在魏晉時期，在龜茲地區，鑄造紅銅五銖錢。紅銅的龜茲五銖進一步向西傳播，進入費爾干納盆地的時候，最初只是以珍貴的外來物品傳入，所以在當地，作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個裝飾品而存在。”專家解釋說。
一枚小小的錢幣沿古代絲綢之路西傳，經歷了從“交易媒介”到“文化飾品”的功能轉變，這個過程蘊含著不同地區對古代中國中原文化的接受與詮釋。據介紹，到了隋唐時期，中亞地區出現“粟特錢”，上面的文字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為圓形方孔。科技考古鎖定的“五銖錢”紅銅材質，豐富了古代中國錢幣文化向西傳播的模式。
發現一處宮城角樓 中國考古理念技術加持
蒙扎鐵佩遺址屬于墓葬區，為了更加立體地了解古代中亞的社會面貌，從2025年開始至今，中烏聯合考古隊將目光投向了同時期的城址展開考古發掘。采用中國考古理念和技術方法，考古隊很快發現了一處角樓遺存，巴蘭德鐵佩的古城結構也變得清晰起來。
錫爾河與阿姆河是亞洲中部最大的內陸河，兩河之間的“河中地區”被譽為“中亞文明的搖籃”，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鐵佩遺址和巴蘭德鐵佩遺址就位于錫爾河北岸。兩處遺址相隔僅30米，形成了中亞罕見的城、墓緊鄰共生范例。
巴蘭德鐵佩，是錫爾河進入費爾干納盆地后的第一個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線交通要道。遺址東北角一帶保存相對完好，為大型建筑夯土臺基，比周圍高出六七米。通過開掘三條探溝，考古隊在尋找巴蘭德鐵佩古城結構過程中，有了意外收獲。
壁畫雖殘但色彩豐富，由于尚未展開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別出人物圖樣，與中亞粟特時期的壁畫相似，成為探索巴蘭德鐵佩與中亞“河中地區”關系的重要線索。據介紹，以往中亞地區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藝術史，對城市空間布局的發掘研究較少，而中國考古學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專家表示，按照國內大遺址考古工作理念，通過少量的發掘，有針對性地發掘，連點成線、連線成面，以揭示遺址的整體面貌。這一點很吸引烏方學者的注意力，他們對于我們中國考古學的這些理論和方法非常認可。
隨著發掘持續推進，考古隊終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連接東墻和北墻。因此，是巴蘭德鐵佩古城的東北角樓，古城的結構得以初步揭示。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國家考古中心絲綢之路研究部主任阿那爾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稱，跟中國合作之前，跟日本、歐洲，還有美國都進行過合作。根據近幾年的合作結果來看，不僅是發掘過程中，發掘之后就是實驗室考古，中國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發掘理念和保護理念。
自漢代，古代絲綢之路貫通后，商貿往來、文化交流不絕于途。巴蘭德鐵佩所在的費爾干納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的記載。然而，由于當地史料多有缺失，關于這片土地的歷史敘事長期模糊，自2012年開始至今的中烏聯合考古正在揭開更為豐富的歷史故事。
轉自：中國考古走出去 探秘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古代遺址中的中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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